调,随乡土所产,纳绢(或绫、??)二丈,绵三两。
若输布,则二丈五尺,麻三斤。
这是家庭手工业之税。
庸,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闰年加二日。
若不服役,则每日折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为‘输庸代役’。
李逸尘继续说道。
“此制设计之初,有其高明与不得已之处。”
“高明在于,它将国家税收与土地、人丁直接挂钩,简单明了,易于在战后混乱的局面中推行和计算。”
“只要掌握大致丁口和田亩数,便能预估财政收入。”
“且租、庸、调三者结合,涵盖了粮食、布帛、力役,基本满足了朝廷对实物和劳力的需求。”
“‘输庸代役’之设,也给了百姓一定灵活性,朝廷则能获得更多绢帛,用于赏赐、贸易或支付官俸。”
“不得已在于,”他话锋一转,语气凝重起来。
“它必须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而这些前提,随着时间推移,正在动摇,甚至已然破裂。”
李承干精神一振,知道关键来了。
“先生请细说,是何前提?”
李逸尘伸出一根手指。
“其一,前提是‘均田’相对得以维持,即国家能掌握大量可分配的公田,并能大致按照制度规定,将田亩授予新增丁口。”
“唯有如此,人丁与土地的绑定才有效,以丁为单位的征税才有依据。”
他看向李承干。
“殿下,自武德、贞观以来,天下承平已近三十年。”
“人口滋生,远胜开国之初。而天下田亩有数,肥沃之地更是有限。”
“朝廷手中还有多少无主荒地可供授予新丁?”
“关中等核心区域,恐怕早已无田可授。”
“那些新增丁口,实际上并未足额获得法定的口分田,但他们依然要承担完整的租庸调。”
“此为一弊,谓之‘受田不足而税如故’。百姓负担无形加重,逃匿之心渐生。”
李承干眉头皱紧。
他确实听过地方奏报,提及某些人多地狭之处授田困难,但从未将此与税收制度的根本缺陷联系起来。
先生一点,他忽然觉得背脊有些发凉。
如果大量百姓名义上有田,实则无田或田不足,却要缴纳足额租调,长久以往,会怎样?
民怨、逃亡、户籍隐匿……
这些他最近在文书中隐约看到的字眼,似乎找到了一个深层的制度根源。
李逸尘伸出第二根手指。
“其二,前提是人口相对稳定,流动性低。租庸调以‘丁’为征收单位,要求户籍清晰,丁口稳定。”
“然而,百姓为求生计,或因赋役过重,或因天灾人祸,迁徙流动,自古有之。”
“尤其是如今,随着承平日久,工商业渐兴,人口流向城镇、交通要道者增多。”
“这些人可能脱离了原来的乡土和户籍,朝廷如何追踪?”
“如何确保他们继续承担租庸调?”
“即使他们仍在户籍,但人已离乡,土地可能抛荒或转佃,税收如何落实?”
“这便给了地方胥吏和豪强操作空间,或隐匿人口,或将逃亡者之税摊派给留存者,进一步逼迫更多人逃亡。”
“此次税收短少,恐怕不乏此类情形,被地方官以‘灾荒流徙’为借口遮掩。”
李承干的手指微微收紧。
人口流动……是啊,以前总觉得百姓安土重迁,但这些年,他也听闻洛阳、扬州等地商贾云集,流动人口增多。
还有之前查看地方报告,常有“逃户”、“客户”的记载。
如果制度本身无法有效捕捉和管理流动人口,那么税基就会像沙子一样不断流失。
世家大族趁机兼并土地、荫庇人口,朝廷的税收自然受损。
“其三,”李逸尘伸出第三根手指,语气更加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