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1章 耕者有其田、税者有其度
“前提是征收过程相对简明,地方官员和胥吏能够有效执行,且朝廷能实施有力监督。”
“租庸调虽条文简单,但具体征收涉及大量实物的验收、储存、运输、折变。”
“粮食有干湿好坏,绢布有长短粗细,折变有市价高低。”
“这其中每一步,都留有操作余地。”
“胥吏可以挑剔粮绢成色,压低折价,从中盘剥。”
“官员可以谎报损耗,中饱私囊。”
“而朝廷远在长安,不可能事事核查。此次民部懈怠,或许有其对新政不满的原因,但制度本身给征收环节留下的模糊和繁琐空间,是否也纵容了这种懈怠?”
“甚至让某些人觉得有机可乘?”
李承干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他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些御史弹劾地方官的奏章,其中就有提及征收过程中的种种弊端。
大斗进小斗出,好绢压价,强迫百姓以高价折钱纳物……
以前只觉得是官吏贪腐,人品问题。
现在看来,制度设计是否也为此类行为提供了土壤?
因为征收的是实物,标准难以绝对统一,监督成本极高。
李逸尘稍微停顿,让李承干消化一下,然后继续深入。
“以上三点,尚属制度运行中逐渐暴露的问题。而租庸调制最大的隐患,在于其‘以人工为本’的核心,未能紧密跟随‘土地产出’这个真正的财富源泉的变化。”
他直视李承干,一字一句道。
“殿下,税收之根本,在于汲取社会产出之余裕,以供养朝廷,维持秩序与安全。”
“社会最主要之产出,来自土地耕耘。然而租庸调之‘租’,固定为每丁二石粟,看似与土地挂钩,实则固定了劳动力的土地产出贡献额。”
“它忽略了土地有肥瘠之分,年景有丰歉之别,更忽略了随着耕作技艺提升、水利兴修、作物改良,同一块土地的单位产出是可以增加的!”
李承干瞳孔微缩,他隐隐抓住了什么,但又有些模糊。
“举例而言,”李逸尘说得更具体。
“关中一丁,受田五十亩,风调雨顺,亩产粟一石半,则总产七十五石。”
“纳租二石,负担看似不重。”
“但若江南一丁,同样受田五十亩,因其地肥沃、灌溉便利,或精耕细作,亩产可达两石甚至更高,总产百石以上。”
“他同样只纳租二石!这意味着,产出更高者,其税负相对于其产出反而更轻!”
“朝廷未能从增产中获得更多税收,财富更多地留在了地方,留在了那些善于经营土地的人手中——”
“这些人,往往就是地方豪强、世家大族。”
李承干呼吸一滞,脑中仿佛有惊雷炸响!
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
是啊,税收应该是按照产出和能力来征收,才更公平,也能让朝廷分享增长的好处。
固定每丁二石,等于放弃了对土地产出增量的分享权!
这岂不是让朝廷的财源固化,甚至相对萎缩,而地方势力却可能随着土地产出提高而越发殷实?
“此为其一。”李逸尘的声音继续传来,冷静地剖析着。
“其二,固定税额,在灾荒之年便成为沉重负担。”
“若某地遭灾,亩产骤降,百姓可能颗粒无收,但租二石却仍需缴纳,哪怕卖儿鬻女!”
“此时所谓‘报灾减免’,全赖地方官申报和朝廷核准,其间多有延迟和不确定。”
“百姓不堪重负,则逃亡、反抗,税基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