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清之外,朝廷还同时推动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兴学。
大明科举新制已经定下,可若没有县学、州学、道学,那科举就是空中楼阁。
于是,对大明的教育进行规划和改革就势在必行。
这事看起来比六清温和许多,毕竟清户、清田、清仓、清狱这些事,动辄就要碰到豪族、寺院、旧吏、军头的利益,地方上稍不留神就要闹出人命。
兴学就不一样了。
修学校、延师资、置书籍、给孩子读书,听起来总是体面的。
地方豪族愿意捐钱,因为这能得名声;士人愿意参与,因为这本就是他们的传统地盘;百姓也愿意,因为家里若有个孩子能识字,哪怕以后考不上进士,去衙门当个小吏,也算是改了门庭。
可赵怀安和政事堂诸公都清楚,兴学这件事看起来最不伤人,实际上却是大明立国以后最深的一块改革。
因为这些学校教授的不仅是儒学,还有格物、数学、农政、转运、水利、营建、医药、算学、市舶、军器、律法、舆图、航海这些各种实用知识。
而这些东西才是大明真正能与旧朝不同的根基。
此时,大明科举新制已经定下,县学、州学、道学、会试、殿试,一层层把天下人才纳入朝廷的选拔体系。
但科举只是出口,如果没有前面的学校,没有稳定的师资,没有合适的课程,没有国家对教育方向的掌握,那科举最后就会变成另一种异化的东西。
这事不是没有前车之鉴。
自古以来,官学原本是养士之地,地方学校原本也有教化百姓、培养吏才、维持风俗的作用。
可后来科举日盛,学校日衰,读书便只剩一件事,那就是考试。
县学、州学、书院、私塾,全都围着科举转。
老师不教圣贤道理,全在汲汲营营于一篇时文,琢磨诗赋,名公喜好,好一跃龙门。
结果就是,地方上的学校还在,但为天下培养人才的作用却丧失了。
赵怀安对此看得很清楚。
他不反对科举,恰恰相反,大明开国第一科,是他亲自把科举炒成了天下盛事,让天下人都知道,考上科举便是天子门生,便是光宗耀祖,便是从此进入新朝政治体系的正路。
可正因为赵怀安如此看重科举,所以他才要改造教育,使得科举真正能为国为天下输送人才,而不是起一个筛选的作用。
未来大明不说会遇到千年未有之变局,那肯定遇到的形势和事情,也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真正为天下,为后人培养一批有经世济用的人才,就是赵怀安最大的爱。
但理想是好的,可地方上有什么?有老儒,有塾师,有会写文章的士人,有熟读经义的先生。
这些人不是无用,甚至很有用。
一个国家若没有儒家提供道德、名分、历史和礼法的底盘,那就很容易崩散。
可如果地方学校里只有他们,而没有能教算学、格物,那所谓十二院制度,最后只会停留在金陵。
到时候,金陵有实学,地方无实学;朝廷讲格物,县学仍旧只读经;科举设专科,州学却没人能教。
如此十年二十年以后,天下士人为了前程,还是会重新挤回儒学一道。
因为儒学有师资,有传统,有社会地位,是读书人跨越龙门的天然路径。
实学若没有制度托举,只靠赵怀安一时偏爱,必然会名存实亡。
所以六月初一,赵怀安召礼部、国子监、十二院、吏部、兵部、工部、户部诸臣入政事堂,正式议定大明教育规划。
……
这一次会议开得很久。
从清晨一直议到夜里,连午饭都是在政事堂里吃的。
张龟年先陈述大略:
“陛下,臣以为大明学校,不可只为科举设。”
“学校之用,第一在养民,使百姓子弟识字明理,知国法,知公义,知农桑水利之常识。”
“第二在养吏,使州县得有能书、能算、能断文案、能行法令之基层人才。”
“第三在养士,使天下才俊循学而进,入科举,入朝廷。”
“第四在养工,使农、工、医、商、水利、营建诸业皆有可传之学,不至师死艺绝。”
“第五在养兵,使民间子弟有强健体魄,知队列、弓弩、自卫、救灾之法,日后从军者易训,不从军者亦可保乡里。”
“若只以学校为进士科预备,那便又回到旧唐末流去了。”
这番话一出,政事堂里许多人都点头。
因为这正是大明兴学的根本。
学校不能只服务于少数读书人,必须服务于整个国家。
随后,礼部提出了教育宗旨的初稿。
初稿写得很雅,大意是“明伦、修德、经世、致用、尚武、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