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怀安看完以后,觉得还不够直白,便亲自改成了三纲。
第一曰明义;第二曰尚实;第三曰习武。
这不是说大明教育只有三门课,而是整个教育的政治规划要围绕这三块来展开。
所谓明义,就是儒学和国家名分。
人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天下为什么需要秩序,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乡里之间如何相处,公义与私利如何分辨,国家法度为何不可轻犯,历史上的兴亡为什么发生。
这一块主要由儒学承担。
赵怀安没有因为重实学,就要把儒学打倒。
他很清楚,儒学之所以能在这片土地上延续那么多年,不是没有原因。
它能把分散的家庭、宗族、士人、官府和国家放进一套共同语言里,培养人的责任感、羞耻心、名节、家国之念。
这些东西如果完全没有,国家就会只剩利益交换,到时候大难来临,也是各自飞的。
所以大明学校仍要读经,仍要读史,仍要讲礼,仍要学圣贤文章。
但这和旧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儒学不再独尊为全部。
它只是本,却不是用。
那什么是用?那就是实用知识,也就是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而不是空谈义理。
所以数学是各级学校都要学的,而如律令、农政、水利、营建、医药、格物、矿冶、航海、市舶、舆图、仓储、会计这些,则会到了不同阶段有侧重,有分流。
整体培养路径就是先通后专!先博后精!
赵怀安对此说得很重:
“朕已经反复说过了,这一次再说一次!”
“什么是大明需要的人才?尚实!什么是大明不需要的?那就是务虚!”
“就是那些明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读书人。”
当然,赵怀安也知道,尚实最容易沦为空中楼阁。
因为儒学有师资,实学没有;儒学有经典,实学教材不足。
儒学有读书人的身份,实学在民间常常被视为手艺,甚至被视为贱业。
所以赵怀安定下办法,由十二院分别编写初等教材。
算学院编《初等算经》,农政院编《农桑初义》,水利院编《沟渠陂塘图说》,医学院编《养生救急小方》,律学院编《民间律令浅说》,市舶司和航海院编《海路货殖初识》,工部营建院编《木石土工入门》。
这些书必须要写得县学、州学的旧文人直接拿来用,还能让普通学生能听得懂。
而除了儒学和实学之外,另外一块很重要的就是武学。
所谓武学,则不是要把所有学生都变成军人。
大明刚刚从先军体制向天下治理转变,赵怀安当然不会反过来把学校也变成军营。
但他也绝不会搞那种文弱无力的教育。
乱世还没有完全结束,北方仍有强敌,关中、河北、河东、幽州都不是善地,甚至以后经略海外,开拓四极,都需要武备人才。
大明子民若只会读书,不会强身,不知弓弩,不懂队列,不知刀兵,那国家迟早会重新把保卫天下的责任全压到职业军人身上。
而一旦军人变成唯一能保护国家的人,军人自然会变成特殊阶层。
所以习武教育的真正目的,恰恰是防止军队与民间彻底割裂。
学校里的学生不一定都要从军,但要懂得国家有兵事,乡里有守御,灾荒有救援,身体有锻炼。
所以,凡是县学及以上,皆设体课。
初等学童以跑跳、角力、木棒、投石、蹴鞠为主。
州学增加弓弩、骑术、游水、负重、营垒常识。
道学以上,则可选修兵学、舆图、军需、城防、救灾组织。
赵怀安特别强调,习武不是逞勇斗狠,学校严禁私斗。
学生若借习武欺凌弱小,重责。
真正的尚武,是强身、守纪、知耻、能担责。
赵怀安在政事堂里说:
“朕常听说,侠以武犯禁,好像天下习武人多了,就要亡了!”
“如果天下这么亡了,朕也无话可说!”
“朕怕的是,明明手无缚鸡之力,却满嘴天下兴亡,最后是家国有危,不过百无一用!”
“但朕同样担心,学校教出的是一群只知私斗好勇,不知公义纪律,不知家国天下的匹夫!”
“这样的人满天下都有,哪里需要朕和百姓来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