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旁久久没有开口的于孔兼突然插话,他对报复并没有太多兴趣,只想赶紧送走皇帝——指地理上送走,也可惜只是地理上。
安、邹二人闻言,齐齐颔首道:“大小不过七十万余两,就当打发叫花子了。”
这点钱,此刻文楼上站的任何一人,都能轻易拿出来。
只要风声一过,要不了多久就捞回来了。
不过,于孔兼此时却在想别的事情,再度追问道:“钱粮是小节,我总感觉棠樾鲍氏、槐塘程氏、华亭董氏……这些人,恐怕另有打算。”
说罢,他的目光投向了对面武楼。
说来也怪,今日正旦大宴,本来准备趁着大家坐一桌的机会,再商议一番。
就像,于孔兼,万历五年中进士后,远在外地为官,但一听到皇帝南巡,便趁着年节放假,立刻赶了回来,以金坛第一世家的义民身份与宴。
可见慎重。
然而,苏、常、镇、淮、扬几府的世家是一拍即合了,但松江府的豪右们,却领着凤阳、安庆、徽州这些穷亲戚,兀自溜到一边,也不知道在谋划什么。
这立刻引起了于孔兼的警惕。
众人循着视线看去,也微微皱眉。
眼下不比国初,没有什么公认的首富,嘉靖年间,严世蕃曾经办了一场高端宴会,席间,他细数天下富豪十七家——尝与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
都是家产数百万两的世家豪右,在那个国库都只有存银几百万的时候,个个都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连带严世蕃自己,被称作富可敌国十八家。
其中包括蜀王朱让栩、司礼监黄锦、织造局大太监、山西三姓、土官贵州安宣慰,剩下的,都在江南了。
如今文楼上,便站着苏、常、扬等五姓,剩余的徽州程、鲍二姓、合肥蔡氏、松江府三家,此刻都显得有些若即若离。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皇帝残暴,彼辈难免畏首畏尾,所以我等更需要士民百姓的声援。”
一道沉稳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插进了这场谈话。
众人齐齐朝中间看去,连忙做出一副束手恭听的模样。
能叫几位世家子如此恭谨,对面自然不是简单的人物。
王穉(zhì)登今年不过四十有七,却已然须发渐白,显然是奔走操劳之人。
他眯着眼睛,静静看着奉天殿,口中悠悠道:“久为翁尚书蓄势,如今这局势,也该为其祭祀立传了。”
他这一开口,邹、安、于等人当即诺诺应是,宛如学生。
或者说,不是宛如,实情如此。
有明一代,多数权柄都处于不断下移的状态,包括铜矿、包括盐政,也包括品题之权——也即是谁的文章被认可,谁家的学子有才华,谁的观点应该被奉为主流。
开国之初,这份权柄在馆阁与台省,二祖尤其关切主流价值观。
但到了弘治年,孝宗主动放弃了这份权柄,便渐渐由李东阳一人操持,其虽为阁臣,但终究不是衙门本身。
逮至正德嘉靖年间,已然悉数汇聚到李梦阳、何景明这几位“前七子”身上,以在野之身品评天下士人。
隆庆前后,王世贞更是异军突起,直接包揽了整个天下的热搜,他说谁有才,谁就是神童,世家大族豪掷万金,也要请求其点评家中子弟两句。
但遗憾的是,万历皇帝中断了这个过程,竟然重新起用了王世贞,甚至借其收归了整个北方的“名士批发权”。
正所谓,地理距离就是文学距离,王世贞去了北京后,江南的文坛宗主自然便出现了短暂的空缺。
加之江南士人内部对新政矛盾的态度,或主动或被动地,文坛也开始一分为二。
这种对抗的时势,便催发了如今这位布衣宗主,王穉登。
其人四岁时能属对,六岁善擘窠大字,十岁时能诗,未及冠便名满吴会,而后更是拜了文征明为师。
王穉登养望至今,又值诗坛凋零,便趁机出山,一举主掌词翰之席!
他掌词翰之后,评论极有威力,用钱谦益的话说,叫做“嘘枯吹生”,哪怕是一根朽木,王穉登也能把它吹活。
如此,自然掌握着江南名士的批发之权。
譬如其身患梅毒,汪道昆作诗骂他“身上杨梅疮作果,眼中萝卜翳为花”,王穉登得知后,反而笑对,杨梅,名士之雅物也。
江南士子听到有梅毒的才叫名士,便纷纷以梅毒为荣,甚至逛青楼都主动找有梅毒的女子,主动宣称自己患上了——虽然点了之后压根没碰就是了。
连梅毒这等恶疾都能粉饰到使人趋之若鹜,这才叫“嘘枯吹生”,几乎颠倒黑白!
也只有他,才能给翁大立这种人翻案。
“这才是老成之言,既然要与皇帝一起输,那就不能疲于应对。”
此刻的文楼之上,只有南京鸿胪寺卿王樵能如此点评王穉登了。
王樵今年六十有一,不仅官职高,辈分也极高。
其父王臬就因谏阻武宗南巡受杖责,在江南素有直名。
前几年,王樵又以宋代文彦博与唐介的典故讽喻张居正后,金坛王氏名望再上一层楼。
再加上今上如武宗一般南巡嬉戏,追忆王臬的人自然多了起来。
金坛王氏便再度水涨船高,王樵也成了江南第一直臣、谏臣、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