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医生,已经有办法治好梅毒了!”这个消息传遍欧洲的速度,简直比元首去世、战争爆发还要快。
电报刚把巴黎的报道送到各国报馆,记者们还在研究该怎样翻译“疟疾疗法”,那些消息灵通的读者已经开始托人打听,富尼埃的诊所究竟在哪里。
国王去世,总会有下一位国王;邻国开战,也未必马上就要征召自己。可这个消息,关系到的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命!
尤其这一次,出来说话的是让·阿尔弗雷德·富尼埃和阿德里安·普鲁斯特,两位巴黎顶级的名医,接受治疗的又是莫泊桑。
谁不知道这位法国作家的风流名声?他是怎样一个浪荡子,欧洲读者即使没读过他的小说,也大多听说过。
换个病人,大家还可能怀疑是不是误诊;换成莫泊桑,还有他那个已经进过精神病院的弟弟,这件事顿时可信了许多。
至于两位医生说的“仍需观察”,在反复转述之中,很快就被省略了。
医学界当然没有这么容易被说服,让梅毒患者染上疟疾,靠反复高热改善病情,这种办法听起来就让人不安。
症状消失能维持多久?其他病人也能得到同样的效果吗?病人没有死于梅毒,先死于疟疾怎么办?
各国医生开始向巴黎索取病例、讨论风险,许多人坚持认为,仅凭兄弟俩的好转,远远不足以宣布找到了治愈梅毒的办法。
可病人们已经坐不住了,这些道理他们可以慢慢听,去巴黎的车票却得赶紧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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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来,欧洲人为了摆脱梅毒,实在已经把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
最常见的当然是汞,从药膏到药丸,再到熏蒸,医生们换着花样让病人与这种剧毒的重金属打交道。
所谓熏蒸,是让病人坐进箱子或桶里,在下面加热含汞的药物,希望用汞蒸汽杀死病人身体里的梅毒。
可这种疗法往往病还没治好,牙龈就已经开始肿痛,口水流个不停,有时连牙齿都保不住。
那些关于“与维纳斯共度一夜,便要与水银相伴多年”的挖苦,可不是凭空编出来的。
嫌汞太可怕的人,也曾经把希望寄托在从美洲运来的愈创木上,甚至给它取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圣木”。
十六世纪的德国人文主义者乌尔里希·冯·胡滕,在长期接受汞治疗以后,喝了这种木头熬的药水,一度觉得自己终于康复,兴奋得专门写了一本书介绍它的神效。
结果,书刚出版,病就回来了!而真正可靠的治疗办法,几代人等了几代人,始终没有等到。
文学家们本来就是重灾区,他们治不好病,就开始替它找出一些非同寻常的意义。
于斯曼在《逆流》里写奇花异草,竟能从那些艳丽的斑纹联想到溃疡、病变的皮肤和梅毒,把令人恶心的疾病写得怪异华美。
而莫泊桑本人,年轻时给朋友写信,也曾经兴高采烈地夸耀,自己得的是货真价实的梅毒。
他还称它“优雅”“雄壮”“不是尖锐湿疣那种布尔乔亚病”,仿佛染上这种病,足以证明自己与那些庸俗的小市民截然不同。
可等到头痛得无法看书、闭上眼睛就看见幻象时,这份自豪显然也帮不了他。
有些人把疾病写成放纵的勋章,有些人从腐败和痛苦中提炼美感,说到底,也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之中,给自己找一点安慰。
真能治好,谁他么还赞美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