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名客户很快就堵在了门外,要求取回自己的存款和证券,对着铁门大喊,还有人用手杖砸碎了窗户。
警察赶到时,一名白发老人还举着存折,坚持说自己从没买过巴拿马债券,银行没有权利不还他的钱。
他说得没错,但那些钱已经被经纪行借给了别人。
有人想起了1882年联合总银行崩溃时被挤兑的场景,那场危机才过去5年,银行门外又排起了长队。
紧接着,又有两家地方银行限制大额提款,过去愿意给三个月到期票据贴现的银行,现在连一个月都嫌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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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尼的一家机器工厂本来准备再雇200名工人,却因银行拒绝续贷而撤掉了招工告示;蒙马特的两名建筑承包商发不出工资,只能让砖瓦工先回家等通知。
一些从来没有买过运河债券的人,也在这场风波里失去了工作。
为世界博览会营造的各种大型工程项目都还在平稳推进,但每家银行都在收紧了银根,每个商人也在担心自己手上的期票在明天会不会被拒绝兑付。
这已经不只是巴拿马股东和债权人的灾难,而是一场正在整个法国扩散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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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经纪人和银行家能在几个小时里看着自己的财富消失;而住在外省的法国人,要晚几天才知道自己已经破产。
8年间,运河公司已经通过银行、邮局、公证人、地方经纪行和教区的教士、嬷嬷,把股票与债券卖到了法国几乎每一个城镇。
哪怕有些村庄连铁路都没通,都有人定期乘着马车送来巴拿马运河的宣传册。
这些宣传册上通常都印着热带树木、热情的土著人、蒸汽挖掘机和从两大洋相对驶去的巨轮。
宣传册上一般会用小字会告诉读者利息是多少,用大字会告诉他们:开凿运河,是事关整个法兰西国运的伟业!
卖债券的人从来不说这是一场投机,而说这是一项既能获得丰厚的利息、又能帮助法国建成世界性工程的公共服务事业。
德·雷赛布已经建成过苏伊士运河,他的名字就是最好的担保,甚至大部分人都相信开凿巴拿马运河是国营工程,而不是私人公司的项目。
毕竟法国最穷的农民也知道,苏伊士运河让英国人、法国人和埃及人的船少走了多少路。
巴拿马运河建成以后,全世界的船又会从法国人建造的大门中经过,英镑、美元、马克会像泛滥塞纳河水一样流进法国人的口袋里。
所以,法国先后有超过80万人认购了与运河有关的证券,其中当然有专门投资的有钱人,但更多的人甚至不知道巴黎交易所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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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塔尼莫比昂省的让·勒格恩就是其中一个。
他五十三岁,和妻子玛丽在蓬蒂维镇外租种了二十二亩地,家里养着三头奶牛、一头拉车的马和几只羊。
两年前,教区神父认购了几张巴拿马运河公司的债券。他在弥撒结束后对教民说,这笔钱既可以为自己养老,也能让法国在大洋彼岸留下一项伟大工程。
这位神父并没有拿运河公司的佣金,他只是像相信上帝一样相信自己抽屉里的债券永远不会贬值。
而让·勒格恩和玛丽也相信了他,把攒了九年、原本准备用来续租土地的2500法郎,换成了五张印刷精美的运河债券。
前两年的利息都按时寄到了,玛丽还用第一笔利息给孙女买了一身新衣服,还自豪地向邻居表示这是自己这辈子最值的一笔投资。
等清算消息传到蓬蒂维时,让·勒格恩正在把干草搬进棚子。邮递员把送信的马车停在篱笆外,走进来对他说了这件事。
让·勒格恩一开始没有听懂,只问了一句:“那下一期利息还会寄来吗?”
邮递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一会儿才说:“我……我不清楚……也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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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回到屋里,把五张债券从箱子最底下找出来,让丈夫马上去镇上的银行兑换成现金。
可等让·勒格恩到了镇上的银行,经理却连一张50法郎都不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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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的阿戴尔·佩兰夫人损失得更多。
她的丈夫曾是一家丝织厂的染色工,六年前死于肺病,留下了6000法郎的遗产和两个尚未成年的女儿。
阿戴尔不敢购买价格上下浮动的股票,一直只想找一种可以安心收取利息的债券。
当地银行的职员把巴拿马债券推荐给她,告诉她,这是德·雷赛布先生的事业,风险不会比国债高,利息却更为丰厚。
于是,她只留下1000法郎应急,其他钱全部买了债券。
清算令下达以后,阿戴尔穿着守寡时的黑裙,带上十张债券去了银行。
她不相信自己的钱一夜就能消失,还以为报纸上的“暂停支付”只是暂时不发利息。
她问银行职员:“等运河建成,这些债券就会重新值钱,是吗?”
那名职员低着头,没敢看她,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自己也买了八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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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带省罗德兹附近,圣克拉拉修道院的修女们也收到了这个消息。
这座修道院有二十三名修女,还收养了十一名失去父母的女孩。
院长阿涅斯修女平时把捐款分成三份:一份用于购买粮食和药品,一份存在银行,最后一份购买能够收取利息的证券。
她们前后认购了1万8千法郎的巴拿马运河债券,每年的利息足够买几个月的面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