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盖德派青年低声说:“这出戏的工人组织只会收会费,又让扬克显得像个奸细,两边都可笑极了。索雷尔这是要干什么?”
坐在附近的“可能派”(布鲁斯派)支持者反问道:“有人走进办公室,开口便向你要炸药去炸毁工厂,你会给他准备炸药吗?”
“至少应该听他把话说完,试着劝劝他,而不是把他扔出去。”
“他说得还不够多吗?钢铁、轮船、房屋、监狱,他全都要炸到月球上去。照他的办法,工人明天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盖德派青年没有继续争辩,他知道戏里秘书的警惕并非毫无理由。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工人组织不断受到警察监视,政府派人混入集会、诱导激进分子说出违法言论,并不罕见。
一个陌生壮汉突然索要炸药,任何负责任的组织者都会怀疑他的身份。
可这又意味着,像扬克这样说不清经历、无法遵守组织规则的工人,几乎任何工人政党都无法接纳他。
但“可能派”同样没有从《毛猿》获得可以夸耀的胜利。
扬克在被赶出去以后,嘲笑他们争取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和取得选票,认为这些事根本“不顶事”,毫无意义。
“可能派”当然可以指出,十小时工作制不会解决全部痛苦,却能让工人少受两个小时的折磨。
然而,扬克的遭遇又证明,只谈面包和工时不足以解决他的问题——一个以劳动换生活的工人,凭什么就要白受一场侮辱?
布朗基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无法公开为《毛猿》喝彩。
扬克愿意炸毁现有社会,却没有想过爆炸以后要建立什么,任何站在面前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他毁灭的目标。
这样的形象更接近政府报纸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讽刺,远远称不上革命英雄。
于是,平日互相争论的左翼各派在同一件事上罕见地陷入尴尬:
他们都能指出其他派别为什么无法帮助扬克,却没有谁愿意承认扬克能代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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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厢里那些政府的大人物不鼓掌,是出于谨慎和克制。
夏尔·德·弗雷西内、儒勒·费里和萨迪·卡诺坐在相邻的包厢里。
演出过程中,他们几次准备交谈,灯光却总会迅速亮起;直到大幕落下,三人才有机会完整交换意见。
弗雷西内首先看了一眼怀表:“九十二分钟。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短的正剧。”
萨迪·卡诺说道:“我倒觉得比许多三个小时的戏更累。索雷尔,又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
莱昂纳尔提出的十小时工作制与工伤保险,本来是一个路径明确的政治议题,在工厂和工人博弈后,再交给议会讨论立法。
《毛猿》却把一个无法通过法案处理的问题推到了他们面前——
“扬克”在路上袭击行人,警察可以抓、监狱可以关,这是他该受的惩罚;
但“扬克”在劳动中无缘无故被上流社会的小姐侮辱,谁来惩罚那位小姐?
这种羞辱在如今的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司空见惯,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直到《毛猿》的出现。
弗雷西内说:“一个月前,索雷尔还用十小时工作制和保险可以改善工人的生活;今晚又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救不了‘扬克’。”
儒勒·费里回答:“每个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法国人,都知道我们的国旗象征‘自由、平等、博爱’,‘扬克’也一样。
他不是什么坏人,相信劳动的尊严也没错,但他恐怕只有在那个拥挤的前舱里,才能享受它们。”
弗雷西内听出了其中与教育有关的内容。
“你的意思是,共和国的教育只给了穷人‘自由、平等、博爱’的幻觉,却教不会富人什么是最基本尊重吗?”
“教育当然是一部分。”儒勒·费里说道,“但索雷尔今晚用这出戏质问的显然不止这些,我们没有必要假装已经有了答案。”
这句话没有让弗雷西内满意,却足以使他放弃立即将《毛猿》定性成某种特定的政治表达。
共和派最担心的并非莱昂纳尔攻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