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很短。
短到很多人第一次读时大概会直接扫过去。
他却在那里停了很久。
夜里十一点,他终于在页边写下第一行批注。
不是对。
也不是错。
只是两个字。
待查。
然后他把纸翻回第一页,重新看。
同一周里,类似的事情在很多地方发生。
有些地方吵得厉害。
有些地方安静得像没事发生。
有些人上午还在说不可能,下午就去找打印机。
有些人坚持不表态,却把自己的课往后推了一天。
有些年轻人兴奋得太快,被教授敲着桌子叫回页码。
也有人一开始不信,读到第三天,反而把最早那封“不可能”的邮件删掉了。
因为“不可能”三个字,已经不够用了。
真正的麻烦已经从屏幕上走下来,变成一叠厚厚的纸。
变成铅笔痕。
变成页边的问号。
变成旧论文和新预印本之间来回夹着的书签。
范恩楼这边,也很快感觉到了变化。
伍利最先感觉到。
因为邮箱里的东西开始不一样了。
前两天最多的是祝贺和询问。
采访能不能安排。
陈拙会不会公开讲解。
马德里报告会不会改题。
有没有可能拿到更清晰的稿件。
还有一大堆没有页码的质疑。
伍利把那些信分开,越分越烦。
到了第五天以后,另一摞慢慢厚起来。
那一摞信没有花哨开头。
也不写夸张的恭喜。
有的甚至不太客气。
但它们有页码。
有定义。
有引理编号。
有的人还把陈拙前面几篇文章的引用一并列出来。
伍利第一次把那一摞抱进西里尔办公室时,手臂都沉了一下。
“这批不一样。”
他说。
西里尔从桌后擡头。
他接过最上面一封。
看了两行,又往后翻。
然后拿起第二封。
第三封。
第四封。
屋里只剩纸页翻动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西里尔把最上面的几封放到右手边。
“这些留下。”
伍利问:
“其他的呢?”
“先放着。”
西里尔又拿起一封从巴黎来的信,看见页边附着的那一串引用,眼神停了一下。
“这封给阿瑟。”
伍利低头看了一眼。
“巴黎那边的?”
“嗯。”
“语气不太好。”
西里尔把信递给他。
“语气不重要。”
伍利抱着那几封信出去。
走廊上有人正拿着咖啡往大会议室走,迎面差点撞到他。
对方看见他怀里的信,问:
“又是采访?”
伍利摇头。
“不是。”
“祝贺?”
“也不是。”
对方停住。
伍利说:
“页码。”
那人听完,反而笑了一下。
“终于。”
阿瑟收到巴黎那封信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削铅笔。
他听见敲门声,说了声进。
伍利把信放到桌上。
“西里尔说给你。”
阿瑟拿起来,看完第一段,嘴角动了一下。
“勒梅尔?”
“好像是。”
阿瑟往后翻。
那封信不短,语气确实不算好。
但它不好在地方上。
对方没有说“我不信”。
他说的是哪一页。
哪一个定义。
哪一个旧结论。
哪一处如果接不上,后面就要断。
阿瑟看完以后,把信放下。
“给大卫也复印一份。”
伍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