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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8章 三年计划 同心重构 分配改革(下一章0点)

“一个同心会员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出了问题,违反了法律,如果其该会员视而不见、知情不报、或者协助隐瞒、参与获利,则该同心会员与其家族成员一并接受顶格处罚。”

额,儿子犯罪,老子同罚。

这一点在公布的时候,立刻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反对者认为,所谓的家庭成员,其关系有时候甚至未必比得上外面的朋友或同志,甚至都不一定比陌生人亲近多少,这种连带处罚过于牵强。

甚至有的议政提出,按照这种方法,如果想搞倒一个政敌,那不是只要收买一下他的家庭成员,就可以轻松达到目的?

对此,作为领主喉舌的夏元晨,回应得斩钉截铁:“说白了,你们在这里争的,还是轻罪化,重罪化的思路分歧!”

“我坚决认为,对于上位者,必须重罪化,而且是不给任何进退余地的重罪化。”

“权柄和解释权本来就在上位者手中,你只要开一个小口子,他们就能给你撕成一个无法弥合,血流不止的伤疤!”

“至于你们说的政敌陷害?这不是犯罪吗?”

“有人敢这么干,那就说明我们对造谣、栽赃的处罚还是太轻了,就应该造谣反坐,栽赃处决!”

“不去加大对犯罪者的监管,反而是琢磨怎么减弱身边利益关联人的罪行牵扯,你们这是在给自己找退路吗?”

这帽子一扣,反对者瞬间没了声音。

最后的第四大项,则是老制度的新解构,叫做无限责任制。

这个是真无限。

出了问题,必须有人承担责任,且这个责任不因某个人的年龄结构、身体状况、职务状态而消失。

年纪大了,重病缠身,离职退休,都跑不了。

严苛的制度,让身为还算坚定信仰战士的马天衡都毛骨悚然。

举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传统法律体系中存在对于特殊群体的特殊照顾,例如精神病人会被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犯罪不承担责任。

督察处的专家组指出,这已经成为了某些权力群体规避法律责任的最佳路径,一个精神病诊断证明,就能够成为一道免罪金牌。

哪怕犯下了滔天大罪,了不起去疗养几天,就可以用“显著好转”的名义回归正常生活。

这怎么行?

按照最新的规定,身体状况不能成为规避法律责任的理由,这个责任一定要有人来承担。

如果精神病人自己不能承担,那就由监护人来承担。

而且,是连刑事责任一起承担。

这就有点吓人了。

比如说,一个精神病人在外面杀了人,他的父母向督察处提供了《精神病诊断证明》,过去,充其量赔点钱就完了。

但是现在,督察处的裁决会变成,这对父母在明知其亲属作为精神病人,有可能危害他人生命的情况下,未及时送医治疗,不进行约束陪伴,那么,就是“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的严重危害后果,而未予制止”。

监护人要负刑事责任,哪怕你是州郡长官,中枢议政也一样。

如果诊断书上是那种本身就危险性较大的精神病种类,甚至可以对其监护人判到故意杀人这个级别。

又是一个连坐!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漏洞,犯罪前未诊断出精神病,犯罪之后才发现的怎么办?

倒是也不麻烦,就看给你开具这份精神病证明的医生有没有担当了。

制度规定,如果出具的是假诊断证明,一经查实,医生与罪犯同责,重罪,上不封顶。

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你如果敢帮对方伪造证明,那么他偷钱你赔偿,他抢劫你坐牢,他杀人你枪毙,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如果精神病诊断证明被查实是真的,那行,这是唯一可以免刑处罚的情况。但是,民事赔偿翻倍,情节严重的再翻倍。

为什么?

因为正义无法得到法律意义上的对等伸张,就必须以另外的方式给予形式上的补偿。

从上面这个例子来看,这个大原则非常清晰,不管犯罪者处于什么状态,甚至是已经自杀身亡,那都得追责。

对,死人不会人死帐消,也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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