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头发用简单的头巾包着,眼神里满是疲惫和麻木。
“你们从哪里来?”萨娜玛问。
一个坐在最前面的女人迟疑地回答,“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都有。”
“做什么工作?”
“我在服装厂缝衣服。”
“累吗?收入怎么样?”
女人说,“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计件工资。
手脚快的,一个月能挣一千迪拉姆。慢的,只有五六百。”
她伸出自己的手。
手指上有好几个针眼,有的已经结痂,有的还在渗血。
“机器老旧,经常扎到手。厂里没有医药箱,扎伤了就用破布包一下,继续干。耽误了产量,工头就要扣工资。”
女人滔滔不绝的讲着工头的不是人。
萨娜玛一边听着,一边握住她的手。
她很清楚,底层人民其实没多少傻子,至少察言观色的技能是点满了,这个时候是她们告状的时候。
言语里多少会有些不实的东西。
但她手掌间的这只手,很粗糙,皮肤干裂,掌心有厚厚的茧。
“疼吗?”
女人愣了愣,然后摇头。
“习惯了。比起疼,更怕的是没活干。
上个月订单少,厂里停工半个月。
那半个月,我们没有工资,只能吃之前攒的干粮。
棚屋的租金还得照交,不然就会被赶出去。”
萨娜玛沉默了几秒。
“孩子呢?”
她问,“你们的孩子在哪里?”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子,刺进了所有女人的心里。
刚才还强装镇定的女人们,眼眶瞬间红了。
“在老家。”
一个年轻些的女人低声说,“我女儿五岁,交给婆婆带。
我来阿布扎比三年,只见过她以次。
每次视频,她都哭着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说不下去了,用手捂着脸,肩膀微微颤抖。
另一个女人接着说:“我儿子八岁,在老家上小学。
学费一年要两万巴基斯坦卢比(750迪拉姆左右),我在这里省吃俭用,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去,才勉强够。
但学校条件差,老师也不负责任。
上次儿子写信来,说考试没考好,被老师打了。
我看了信,哭了一整夜,可我能怎么办?
我回不去,也帮不了他。”
萨娜玛听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紧紧攥住。
“大王妃殿下,还有更糟的……”
一个年纪较大的女人开口,她的声音很平静,但眼神里有一种近乎绝望的麻木,
“我女儿今年十五岁,在老家。
去年,村里有人来提亲,对方是个四十岁的鳏夫,愿意出四十万卢比(约1.5万迪拉姆)彩礼。
我丈夫动了心,打电话来问我意见。”
她顿了顿。
“我能说什么?我说不行,女儿还小。
我丈夫就骂我,‘你在外面享福,不知道家里多难’。
最后,他还是收了彩礼,把女儿嫁了。”
女人擡起头,看着萨娜玛。
“我女儿出嫁那天,我在阿布扎比的服装厂里,踩着缝纫机。
机器声音很大,但我好像能听见女儿的哭声。
晚上回到棚屋,我抱着枕头哭了一夜。
可第二天,还是得去上工。
因为如果我不干了,家里连那点微薄的收入都没了。”
棚屋里一片死寂。
只有压抑的啜泣声。
萨娜玛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除了这些……”她问,“你们在这里,还遇到什么困难?”
女人们互相看了看。
一个菲律宾裔的女人犹豫着开口。
“我们……我们有时候会被骚扰。”
她的声音很低,带着恐惧,“工头,还有宿舍管理员,晚上会来敲门。
不开门,第二天就找茬扣工资。
开了门……开了门会发生什么,您应该能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