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联酋这种联邦制国家,各酋长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往往会让单纯的商业项目变得寸步难行。”
“这给所有试图在中东推广共享经济的企业敲响了警钟:政治,永远比商业更重要。”
国际主流媒体的评论版,舆论一边倒地批评。
瓦立德亲王,这个曾经被西方媒体捧为“阿拉伯世界改革希望”的王子,第一次在国际上遭遇如此大规模的负面评价。
《金融时报》:“从大疆到电单车——瓦立德亲王的投资逻辑是否已经失灵?”
《经济学人》:“当亲王遇见市场——瓦立德电单车实验的警示。”
《华尔街日报》:“沙漠中的橙色灾难——共享经济在中东的水土不服。”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旁边,配发了一篇特邀专栏,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曾深度研究新兴市场基础设施投资的罗伯特·卡普兰。
罗伯特·卡普兰从更专业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角度,试图拆解瓦立德此次受挫的深层逻辑:
“……将瓦立德亲王的电单车项目简单归咎于‘投资失误’或‘运营无能’,无疑是肤浅的。
它本质上是三种‘失灵’在特定地缘环境下的共振。
首先,是经典公共品理论与产权模糊地带的治理失灵。
共享单车(电单车)具有显著的‘准公共品’属性,其有效运营高度依赖明确的产权界定、使用规则和外部监管。
在迪拜和阿治曼,瓦立德亲王凭借其政治影响力,能够快速推动电子围栏规划、与市政部门协作,初步构建了‘俱乐部产品’式的使用-管理闭环。
然而,在阿联酋联邦架构下,这一闭环的边界止于酋长国行政管辖权。
当车辆跨越边界进入阿布扎比,其产权在法律和治理层面立刻陷入模糊状态:
运营方(OFO)没有在当地注册实体,缺乏执法依据;
阿布扎比市政当局则将其视为‘外来无序物’,缺乏管理动力与责任归属。
这恰恰印证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关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经典困境——当资源使用者(骑行者)群体跨越了原有自治体系的边界,而新的、更高层级的权威(联邦政府)缺位或不愿介入时,‘公地悲剧’几乎必然发生。
车辆被过度使用(骑到没电)、维护不足(无人调度充电)、甚至遭到破坏(产权不明导致责任感缺失),都是这一困境的表征。
瓦立德团队试图用商业技术和运营手段解决一个本质上是政治与法律架构的问题,这是其第一重误判。
其次,是负外部性的跨行政区内化失败导致的市场失灵。
共享单车的便捷性带来了正外部性(缓解交通压力、减少短途碳排放等),但其无序停放、占用公共空间、甚至造成安全隐患则是典型的负外部性。
在单一行政区内,政府可以通过规制(如罚款、划定停放区)将部分负外部性内部化,或由运营方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承担成本。
然而,在迪拜-阿布扎比这个案例中,负外部性的产生地(阿布扎比街道拥堵、市容受损)与受益地(迪拜市民初期享受了服务、骑行者个人获得便利)发生了严重的空间分离。
阿布扎比承担了混乱的成本,却未直接获得运营税收或明确的补偿,因此其当局缺乏配合治理的激励,甚至存在‘惩罚性放任’的动机——借此打击竞争对手的政治声望。
瓦立德亲王的投资,未能预先建立起一套跨行政区的负外部性补偿或协同治理机制,使得市场机制在区域博弈面前完全失效。
这并非简单的‘调度算法’可以解决。
而是需要复杂的区域间政治协商与利益交换,其难度远超一个商业项目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