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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1章 瓦王的两大困境

那些外劳,贡献了生产力,但也通过侨汇带走了财富,让本来应该在沙特境内从生产流向消费的资金变少。”

但按照工业化的‘人口门槛理论’,沙特如此稀少的有效劳动力,要不是我们大量雇佣外籍劳工,恐怕连以轻工业为主的初级工业化都支撑不起来,只能维持资源型经济。

所以一个国家真正的有效劳动力,只能依赖于自身公民的增长。”

“但与此同时……”

瓦立德苦笑了一下,“现代化进程本身,带来了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化加速、个人主义思潮兴起,客观上也带来了生育率下降和结婚年龄推迟的趋势。

这与我们为了支撑长期工业化而急需扩大本国公民基数的目标,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因此,我的核心两难问题是:”

“第一,如何破解福利刚性陷阱?

在必须将有限的石油美元从消费性福利转向生产性投资如教育、科技、产业的过程中,如何设计一套平稳的过渡方案或补偿机制,以最小的社会和政治震荡,实现财政资源的战略性重新配置?”

“第二,如何应对工业化的人口瓶颈?

在421万有效劳动力的现实基础上,我们应该是走第一条路,优先通过解放妇女劳动参与率、提升教育质量来最大化现有劳动力的‘质’与‘效’,以发展‘精而尖’的特定产业;

还是走第二条路,必须将‘提高生育率、扩大人口基数’作为长期国策,哪怕这可能在短期内加剧福利负担并延缓现代化进程?

或者,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例如通过某种形式的‘技术归化’或区域性人力资源整合策略,来部分弥补自身人口基数的不足?

这种方式又可能带来哪些新的社会融合与国家认同挑战?”

瓦立德说完,书房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只有窗外的风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校园广播声。

他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学生请教学术问题的范畴。

这是一个未来执掌一国权柄的年轻人,在向他所信任的智者,请教关乎国家兴衰的根本战略。

书房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厉以宁的手指停止了敲击,他摘下老花镜,用一块绒布轻轻擦拭着镜片,动作缓慢而专注。

他在思考。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经济转型数十年的经济学家,他见过太多类似的困境。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每一次重大的结构性调整,都伴随着“福利刚性与改革成本”、“人口数量与质量”、“短期阵痛与长期发展”之间的艰难取舍。

但瓦立德的情况确实更特殊。

石油财富造就的超高起点,既是改革的最大底气,也是最大的枷锁。

半晌,厉以宁重新戴上眼镜,目光落在瓦立德身上,眼底浮起几分真切的赞许,

“你能想这么深,不容易。”

他的声音比刚才更沉稳,也更直接,

“虚话就别跟我说了。

你提的这两个难题,不是沙特独有的,是所有转型国家都要撞的墙。

只不过你的情况更特殊而已。

石油养出来的家底,既给了你底气,也捆住了你的手脚。”

“我不绕弯子,实打实跟你说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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