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到了90年代,我个人开始产生一种迷茫一一我不知道电影应该怎么拍了。
停在那儿,好像有什么不对。
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什么?
刚好碰上了禁导期,我索性不再琢磨自己的电影,转头去扶一把新人。
不止是为中国电影开路,我也想看看,新一代导演们怎么想、怎么拍、怎么看待这个社会。王小帅《扁担·姑娘》带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没能解决我心里最根本的困惑。
再后来,我回北电任教,亲手搭建了国内相对先进的导演研究生培养体系,进行了充分的实践,但还是没能解决个人在思想层面的问题。”
总结到这里时,田壮壮已经非常动情。
看得出来,他想了很多,平时就在想,今天想得更深,所以反而有些词不达意,没能清晰表述出那种极度复杂的困惑因何而来又为何恋栈不去。
不过,第五代导演和那一批文艺工作者,都能共情到他。
这本质上是那个特殊年代,对于时代洪流里的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捏造。
80后恐怕很难理解,Z世代更不可能。
一个从小就有手机和电脑玩,生活在数字影像时代的年轻孩子,要如何去理解那代人在下乡劳动中渴望着看一眼外面世界的饥渴感?
经常饿着肚子,但是只要一想到外面的天空,大脑便会被热情填满。
轶大姐就曾描述过那种感觉:随便一本新书都能让我几夜不睡但丝毫不觉疲累,快乐会持续整个夏天。也正是那种饥渴感,导致那代人在接触到西方艺术之后,一头扎进去,再不能回头。
因为那个时代的西方艺术实在超出我们太多一一不仅仅是表现形式,更有系统性理论带来的震撼,和社会繁荣程度附加的冲击。
所以方星河强求他们改变思维模式,在很多人看来,既是苛责,亦是蛮横。
方星河听到了田老师的痛苦,可他丝毫不为所动。
他只是安静倾听。
田老师继续讲了下去。
“之前给卢川站,归根结底,是我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过于轻忽大意。
我以为,角川那条线固然有一点不妥,但那是作者表达,我们应该允许年轻导演进行充分表达。我对新人一贯是支持鼓励大于批评,尤其是在这种不影响整体结构的细节上。
我想:中日友好了那么多年,艺术又远离政治,在反战电影里添一个功能性角色而已,能出什么大问题我没有想过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哪怕电影上映之后好多观众在骂,我也觉得是他们太过于小题大做。21世纪以后的中国电影,哪一部上映的时候不挨骂?很正常。
然而,刚刚听完了方导的阐述之后,我心里忽然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惊悚感,我知道我错了,我也知道那些迷雾一般的困惑由哪儿来了……
其实这两者是一体的,困惑和恐慌,全部来自于咱们今天的核心议题一一艺术创作的主题性和艺术思想的现代化表达。
我们这一代人,在艺术思想的表达上,是完全现代化、西方化的。
而我们在艺术创作的主题性上面,并没有完全坚守三内核,走得很偏。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偏,楷哥和一谋在民族内核层面扎根扎得很深,所以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而我个人过于关注时代的一隅,镜头语言过于聚焦于边缘地区的原生文化,没能重视和理解民族根脉这个艺术基底,所以我的观察和展现就总是显得不够丰实、略显空洞。
民族根性、时代命运、人类关怀……方导总结得真好。
我不怕大家笑话,直到现在,我的身体仍然颤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