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民族立场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人民群众的思考是否能够有效对冲情绪,实现理想化的理性民族主义?
不能。
这太为难人了。
稀里糊涂的中立派是在所有斗争中最该被优先打倒的对象,否则他们将创造出无穷的后患。
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是如此复杂,我们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是如此尖锐,所以我们的上层必须奉行一种长期主义,而我们的基层则必须拥有一种敏感的应激性。
底层的敏感,是对上层奉行长期主义所导致的迟钝化的最好补充。
带有强烈情绪的民族立场,正是让我们中华民族充满活力的基础保障。
因此,许老师,我只允许你的思想在学界里小范围传播,真正有资格升华它的人,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自然会和你走同一条路。
而大部分不具备这一素质的普通人,只需要坚定他的民族主义即可。
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大国、历史大国、人口大国里,坚定的民族主义才是抵御一切外部侵染的护城河。
我和你,在核心思想层级上并没有任何差异。
但是在行为层面,你拿理想主义热情做为行动纲领,而我则基于现实状况,选择了一个理论上的非最优解、实际上的高性价比可执行项。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根本区别,我不会将你的思维形容成精英学者的傲慢,你也不必指责我的想法背离真理,我们各行各的路。
今天,我不打算再对理性中立发表任何看法。
也请你继续保持观察和思考,不要在我们之间打圆场求共识。
许老师,我的表述,是否足够清楚?”
许知远表情怔忪,整个人泛出一种怀疑人生的茫然。
在以往,他总是坚信自己的思想绝对理性、绝对客观、绝对正确,可现在……道心破碎。
他是当代一众公知中最温和最清醒最理智的那个,以前作为西方思想家和英文媒体的“传声筒”而存在,从07年开始,逐渐走向基层,直接观察中国本土社会。
他创作的《中国纪事》充满人文关怀,既没有被此刻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裹挟,也没有脱离对本土社会的关切,始终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视角,对社会思潮保持清醒的反思态度。
在此刻之前,他对自己的理性充满了骄傲。
但就在这个刹那,他忽然察觉方星河站在一个高出太多的维度上,淡漠地投来一瞥,便将他的骄傲碾碎成渣,也将他的三观扯稀巴烂。
“啊……呃……我……”
许知远张开嘴,阿巴阿巴,发现自己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说什么呢?
夸方星河的分层概括太精辟了吗?
现场和电视机前有一些水平很高的领导干部,真是这样想的。
甚至有一位相当位高权重的老人家打开笔记本,把整段论述的核心记录了下来。
“我们的政府要坚决奉行长期主义,这是中国崛起的根本,但如此一来,便会不可避免的迟钝化,从感知到反应,再到思考,最后到调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链条。
所以伟人很早就教导我们,要倾听人民的声音,人民是最能感受到哪里不舒服的神经末梢。
让人民保持一种敏感的应激性不是坏事,我们的干部,应该保护人民的这种敏感,也重视他们的应激性反馈。
从这一核心思路出发,方星河的判断应该是足够精到、也足够正确的。
即:持有坚定民族立场的人民群众是最有活力的人民群众,对外部的不良刺激反应灵敏,不像西化群体那样反动,也不像麻木群体那样浑浑噩噩。
适当宣传民族主义,实为国之大计。
校培训领导干部,应该尽快增加这一方面的课程……”
大家或记录,或思考的时候,许知远仍然僵硬着,思维进程才刚刚走到“开团时先把中立派干死对不对”这一步。
方星河的论述,信息密度实在太大,他跟着都吃力,怎么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