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新法一经提出,立刻便遭到了司马光、文彦博等守旧派大臣的激烈反对。
他们从不直面新政利弊、不探讨民生增益,反而援引起了古训旧礼,从道德的制高点全盘否定改革。
守旧派指责市易法是官府经商、与民争利,违背了“君子不言利”的古训;
他们抨击青苗法、募役法打破千年赋役旧规,是擅自变更祖制、背弃圣贤礼教。
这些人不讨论具体施政,而是直接指责起了王安石‘邪说惑主’、‘乱先王法度’。”
而王安石也知道释经权的重要性,变法期间还特意主持编撰了《三经新义》,试图以官方名义重新解读儒家经典,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
但保守派根基太深、新法始终都被贴上“离经叛道”的标签,最终反复不定、人亡政息。”
包括前明时张太岳的改革,虽然轰轰烈烈,但也逃不过一个人亡政息的下场。
官绅优免赋税是尊士之礼,张居正清丈田亩、均平赋税、取消部分特权,被扣上了“刻薄士类、违背古礼”的帽子。
虽然彼时的张居正大权在握,能强行推行政令,但始终无法扭转舆论。
他在世时改革尚能维持,可去世后便立刻遭到了清算,守旧派卷土重来,将一切成果彻底推翻。
回看历史,任何一场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都绕不开对“释经权”的争夺。
你想发展工商业,守旧派说“重农抑商”是古训;你想变革科举内容,守旧派抬出“祖宗取士之法不可改”;
你想加强中央集权,守旧派便会打着“三代之治在分封”的大旗。
他们不需要拿出更好的方案,只需要说“不合圣人之道”“违背祖宗成法”,就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改革者进行审判。
究其根本,便是这群人牢牢垄断了对圣人之道的解释权和评判标准。
赵胜显然也明白这点,沉默片刻后,他缓缓开口问道:
“王上的道理,臣听明白了。”
“可臣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朝廷要主导释经权,那由谁来执笔?”
“朝中大多数人,哪个不是读四书五经出身?换一拨人解释,结果会有不同吗?”
在赵胜看来,守旧派之所以守旧,改革之所以难行,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利益。
新政每推行一步,都会冲击既利益群体的权力、财富、特权。
当然了,还有另一类人,这类人非贪图私利,而是被千年学说、成长环境彻底固化了认知。
对他们来说,祖宗之法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理。
在这片土地上,这套规矩运行了上千年,虽然有弊端,但至少没出过大乱子。
现在突然有人要将其彻底推翻,万一出了问题,谁来担责?
对于这类人来说,稳定压倒一切。
他们不是看不见问题,而是觉问题可以忍,修修补补后还能维持维持。
说到底,人都是厌恶损失的,失去金钱的痛苦,远大于捡到金钱的快乐。
所谓的改革,就是一场“注定要失去”与“不确定能到”之间的博弈。
因此,大多数人宁愿守着现成的破烂度日,也不愿赌一个更好的未来。
江瀚听完冷哼一声,站起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