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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7章 草台班子

就在北方大地天翻地覆的同时,南方各省也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争执中。

这场争执的核心,无关抗敌复土,无关安抚百姓,而是聚焦于一个最迫切也最敏感的问题——

社稷不可一日无主,到底该拥立哪位宗室承继大统。

南京朝堂之上,两大阵营针锋相对。

凤阳总督马士英纠集了一批勋臣、太监,秉持“立亲”之说,坚决主张拥立福王朱由崧上位。

朱由崧是万历皇帝的直系长孙,是崇祯皇帝的堂兄,如今崇祯以及他的三位皇子都已被俘,按宗法伦序,朱由崧无疑是最具合法性的继承人。

而以钱谦益、吕大器、张慎言等人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更倾向于“立贤”。

他们看中的是潞王朱常淓,神宗皇帝的侄子,论亲疏差了一层,但据说此人素有令名。

可这场看似“立亲”与“立贤”之争,其实骨子里还是万历朝“国本之争”的延续。

早在万历年间,以东林党人为首的文官集团,为了阻止神宗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可谓是前仆后继,与皇帝斗了十五年。

从“国本之争”再到“福王庄田之争”,双方积怨已深。

一旦朱由崧登基,秋后算账,东林党人怕是要吃不了兜著走。

为了保住性命与地位,身为东林党魁、礼部侍郎钱谦益不顾路途遥远,两次从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为名,四处游说朝中诸臣,提议迎立潞王。

凭借其东林党领袖的声望与清名,钱谦益很快便拉拢了一大批拥趸;

其中不乏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朝廷要员。

而在这一众支持者中,最具分量、也最能决定局势走向的,则莫过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

史可法,字宪之,河南祥符人,世袭锦衣卫百户出身。

早在崇祯元年,他便考中了进士,并被外放到了西安府。

彼时的史可法还是一介小小推官,在三边总督杨鹤的指派下,负责安抚各地流民和归降的起义军队伍。

后来,他又跟著卢象升在中原剿寇,从户部主事、员外郎一路升任南京兵部尚书。

虽然南京中枢建制完整,设有六部、都察院、五军都督府等府衙,但却多为闲职,官员基本也是些养老、贬谪之人,权力有限。

但唯独南京兵部尚书一职不同。

自成化年间起,南京兵部尚书便固定兼任了“参赞机务”一职。

这一兼职赋予了其统管南直隶军务的权力,地位远高于其他南京官员。

有了调兵、统兵之权,因此史可法便与魏国公徐弘基、守备太监韩赞周组成了南京的最高决策层。

但到了明末,勋贵势力早已衰落,徐弘基空有爵位却无兵权;而崇祯被俘后,守备太监韩赞周也没了依仗。

如此一来,史可法便成为了南京真正的定策核心,能够同时号令文武百官,话语权无人能及。

身为东林党人,他自然十分倾向于迎立潞王朱常淓。

可以说,只要史可法下手快、以他南京兵部尚书和参赞机务的身份,联合守备勋臣,守备太监,宣布拥立潞王监国,那么福王便再无上位的可能。

但毕竟是传统文官出身,史可法心里很清楚,迎立潞王在伦序上站不住脚。

一个是神宗的侄子,一个是神宗的亲孙子,谁近谁远,一目了然。

如果强行拥立潞王,难免会被天下人指责为乱宗,继而引发党争内乱。

因此,史可法便主动找上了凤阳总督马士英密商。

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迎立远在广西的桂王朱由榔登基。

桂王同样是万历皇帝的儿子,论伦序仅次于福王;同时封潞王朱常淓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管全国军事。

这一方案可谓是一箭三雕,既能避免福王上位,同时也能安抚东林党人、稳住马士英集团。

为了说服马士英等人同意,史可法甚至还亲笔写了封信,言称福王有“七不可立”:

贪财、好色、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

字字尖锐,句句直指要害,双方很快达成共识,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

然而朱由崧却不干了。

眼看上位无望,朱由崧当机立断,立刻派出了太监卢九德,秘密联系上了在江淮一带的黄得功、高杰、刘良佐三位总兵。

他开出的条件也很直白,只要黄得功等人能拥立自己,基后必有厚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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