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朝堂之上,于是非之地也,而化为敌我之战场。一事之议,不在事之当否,而在议者之阵营。一人之言,不在言之有理无理,而在言者之归属。”
“新政本为利民,而朋党使之变为武器。凡赞新政者,不问其所以赞,皆盟友也。凡疑新政者,不问其所以疑,皆敌人也。于是新政之内,不容异议。异议者,即为反对。反对者,即为阻挠。阻挠者,即为敌人。”
“以“是否完全赞同“取代“是否认真做事“,以“态度是否积极“取代“结果是否有效“——此排他论之特征也。”
“三曰失真论。”
“朋党之内,信息上下,必失真也。何故?下欲媚上,则报喜不报忧。上欲固权,则信喜不信忧。”
“地方推行新政,成效七分、问题三分。正常奏报,当言七分成效与三分问题。然在朋党之中,奏报者知上喜成效而恶问题,则报十分成效而隐三分问题。上得十分成效之奏报,信心愈坚,推行愈急。下见上司推行愈急,则更不敢言问题。”
“日积月累,信息之失真,如雪球滚坡,愈滚愈大。待到问题积累至不可收拾,则非个人之失,乃体制之溃矣。”
“此失真论之特征也。”
“四曰逆淘汰论。”
“朋党既以“是否为我类“为判断标准,则人才之选拔,不以才德,而以亲疏。”
“有才而不同类者,虽贤不用。无才而同类者,虽庸必用。于是贤者退,庸者进。贤者退则朝堂失才,庸者进则朝堂失能。”
“更甚者,庸者既因同类而进,则必以更激进之言辞、更极端之立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以弹劾为投名状,以攻讦为升迁梯。每弹劾一位老臣,便在朋党之中晋升一级。每攻讦一位同僚,便在派系之内获得一声喝彩。
“长此以往,朝堂之上,尽是激进无能之辈。真有才能者,或沉默自保,或退隐山林。”
“此逆淘汰论之特征也。”
“五曰制度侵蚀论。”
“朋党之最大危害,不在当前,而在长远。当前之害,或为弹劾之泛滥、政争之激烈、人才之流失。长远之害,则在制度之侵蚀。
“朝廷设官,各有职守。御史弹劾,当有据可查。六部议政,当有理可辩。此制度之设,本为公器也。”
“然朋党既成,则以党派之私利取代制度之公器。弹劾不再是纠察不法,而是打击异己。议政不再是寻求共识,而是划清界限。升迁不再是论功行赏,而是论亲疏远近。”
“制度之为公器,如器皿之容水。水清则器净,水浊则器污。朋党如水之浊者,日久天长,将令公器尽污。待到公器尽污,则制度徒有其表,规矩形同虚设。朝堂之运转,不以法度,而以人情。不以公义,而以私利。
“此制度侵蚀论之特征也。”
“五论既明,余请再论历史之鉴。”
李世民看到这里,放下了报纸。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两仪殿的庭院,种着几棵老槐树。
树叶已经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在灰白的天空下伸展开来,像是老人手上的青筋。
他站在那里,想起了二十年前。
那时他刚登基,朝中分为关陇旧部和山东降余两大派系,互相看不上眼。
关陇旧部说他重用了太多降臣,房玄龄是隋朝的进士,杜如晦也是。
山东降臣说关陇旧部粗鄙少文,除了打仗什么都不会。
那时候他没有选边站。
他让房玄龄和杜如晦掌管中书省,让长孙无忌掌管吏部,让魏征做谏议大夫,让秦琼和程知节管禁军。
他把所有人放在一个棋盘上,让他们互相制约,又互相需要。
他用制度,而不是人情,来管理这个朝廷。
贞观之治,不是靠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派系做出来的。
是靠制度让不同出身、不同立场、不同性格的人,能够在同一个规则下共事。
但制度需要有人维护。
如果有人用“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来取代制度,那他用了二十年建立起来的东西,会在三年之内崩塌。
李世民转过身,走回御案前。
然后他拿起报纸,翻到第三版。
“历史之鉴。”
“余请以两汉之事明之。”
“前汉元、成之际,外戚王氏与宦官、朝余三党相攻,朝廷政令朝出暮改。王莽以“调和“之名崛起,实则借党争之机收揽人心,终至篡汉。西汉之亡,始于朋党。”
“后汉桓、灵之间,宦官专权,士大夫结为清流与之对抗。清流以“清议“为武器,品评人物、臧否朝政。宦官则以“党锢“之名反制,禁锢天下名士,株连族党。党锢之祸,前后延续二十余年。”
“天下人才,或死于狱中,或隐于山林。待到黄巾乱起,朝廷已无人可用。东汉之衰,终于朋党。”
“余请细论党锢之祸,以其与今日之事有类比之故也。”
“党锢之初,清流之士本以匡扶社稷为己任。其所抨击者,确为宦官乱政。其所诉求者,确为朝纲肃清。然而当其形成“清流“之群体后,便产生了两个未曾预料的结果。”
“其一,清议日益激进化。温和者被激进者裹挟,不以完全反对宦官者为不够清白,不以完全站队者为不够忠贞。”
“原本可以调和之事,因激进之绑架而不可调和。原本可以争取之人,因划线之严苛而推向对立。”
“其二,清流以道德自居,视政敌为道德败坏之人。既是道德败坏,则不可对话、不可妥协、不可共事。政见之分歧,上升为道德之审判。道德审判之下,朝堂再无协商之余地。”
“宦官本恶,清流本善。然清流之“善“,因其朋党化,反而加速了朝堂的撕裂。撕裂到极致,便是党锢——宦官以血腥手段清洗清流,天下人才尽丧。”
“故余曰:朋党之可怕,不在其“恶“,而在其“以善为党“。以善为党者,自认代表正义,于是不容质疑、不容反对、不容中间地带。其破坏力,较之以私利结合的朋党,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私利结合者,人知其私,防之易也。”
”以善为党者,人信其善,防之难也。”
“而一旦“以善为党“者失去约束,其所造成的撕裂,往往需要在数十年之后,以更大的代价来修复。”
“论弹劾之制。”
“余既论朋党,不能不论弹劾。”
”弹劾者,朝廷之公器也。设御史、置谏官,本为纠察百官、肃清吏治。贞观初年,陛下广开言路,魏征以谏议大夫之名,数犯龙颜而陛下不以为忤。此贞观之治所以为当世所称也。”
“然而弹劾之制,亦有其边界。越界则从公器变为私器,从治国之具变为党争之刃。”
“余以为,弹劾之边界,当以三事为限。”
“其一,弹劾必以事实为据,不可以态度为据。”
“所谓事实者,贪赃、枉法、渎职、欺君、误国。凡此五者,有据则弹,无据则止。
“所谓态度者,“不够积极“、“不够热心“、“不够支持“——此非事实,乃感受。以感受为弹劾之据,则弹劾无边无际。任何人皆可因“态度不够积极“而被弹劾。此非弹劾,乃罗织。”
“其二,弹劾必以行为为界,不可以言论为界。”
“言官可以弹劾一位尚书贪污了国库的银子,因为那是行为。言官可以弹劾一位刺史冤杀了无辜的百姓,因为那是行为。”
“但言官不可以弹劾一位大余“在议政时说了不对的话“。议政之时,各抒己见,乃制度所许。若以言论为弹劾之由,则无人敢在议政时说真话。无人说真话,则朝堂之上尽是假话。假话之朝堂,危矣。”
“其三,弹劾必以律法为准,不可以立场为准。”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弹劾者,以法律为尺度衡量百官之行为也。”
“若不以法律为准,而以“是否跟我站在同一边“为准——站同一边则虽贪不弹,站另一边则虽贤必劾——则弹劾不再是纠察,而是清洗。清洗之下,必生冤狱。冤狱既生,必致反弹。反弹之极,便是党锢之祸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