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站起来,把竹杖靠在案边,深深地跪了下去。
不是那种官场上应付的跪——是把整个身体都低下去,额头几乎碰到地面。
“右庶子,崔敦礼此生……欠你一条命。”
“起来。”李逸尘说。
崔敦礼没有起。
李逸尘站起来,走到崔敦礼面前,把他扶了起来。
“崔公,别跪了。去做事。你回到长安以后,你每说服一个世家投入长安城到西洲之间的建设,你欠我的那条命就还了一分。”
“如果有一天,山东世家的商队也走在了河西走廊上——那你就不欠我了。”
崔敦礼点了点头。
他拿起竹杖,走到门口,忽然停住了。
他转过身。
“右庶子,你为什么从一开始不杀我?你明明什么都知道。”
“因为死人不会说话。”李逸尘说,“而我需要一个能跟世家说得上话的人。”
崔敦礼的嘴角动了一下。
是一种彻底的、清醒的自我认识。
他推开门,走进了夜色里。
木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
李逸尘坐回案后。
赵小满从屋里走出来,端了一盏热茶放在李逸尘面前。
“老师,”他说,“学生不明白。崔敦礼要害王公,老师为什么还放他走?”
李逸尘端起茶盏,看着茶水里映出的月光。
“小满,”他说,“你知道这世上最难的事是什么吗?”
赵小满想了想:“是……建一座新城?”
李逸尘摇了摇头。
“最难的事,是在敌人的身上,看到能用的地方。”
他放下茶盏。
“鬼蜮伎俩是可以用计谋去应对的。”
“崔敦礼不是一个恶人。他只是走错了路。他在西洲两年,吃的苦比我在长安两年吃的盐还多。”
“他把这块地方当成了自己的地盘,把自己的前途和这块地方绑在了一起。”
“当有人告诉他,你的地盘不是你的了,他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拚了命地抢回来。”
“这不可恨,这只是一种执念,一种走错了方向的执念。”
“这个执念,比恨更有力量。”
赵小满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点了点头。
“学生好像……有点明白了。”
李逸尘没有再说什么。
他靠在椅背上,望着头顶那棵歪脖子胡杨。
夜风吹过来,树叶发出簌簌的声音,像无数只干枯的手在摩挲着纸。
崔敦礼走在回私宅的路上。
街上空无一人,只有风在吹。
他把竹杖握得很紧——不是因为腿疼,是因为心在往下沉。
他在想李逸尘说的那句话——“你在西洲攒下来的那些东西值得被留下来。”
他忽然发现,自己这两年攒下的东西,原来真的有人看得见。不是朝廷的考评上那种干巴巴的几个字——“恪尽职守”——是真真切切的。
水渠、粮仓、集市、掏拓所的那些分水册、跟胡人部落打交道攒下来的信任,这些东西,李逸尘全都看见了。
而他自己呢?
他在想杀人。
这个念头扎进他心里的时候,他脚下忽然一软,差点摔倒。
他扶住墙,在那站了很久。
月光照在土坯墙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
回到私宅,崔敦礼没有点灯。他在黑暗里坐了半个时辰,然后站起来,铺开纸,拿起笔。
是交接的一些事情。
翌日清晨,崔敦礼拄着竹杖去了衙署。
他把印信、账册、文书,一份一份地摆在王玄策面前。
水渠的图纸、粮仓的账册、集市的商户名录、胡人部落的往来记录——每一样都清清楚楚,没有遗漏。
王玄策坐在案后,一份一份地接着。
他的表情很平静,没有刻意的冷淡,也没有虚假的热情。
只是在接过每一份文书的时候,都会微微点一下头,然后翻开看一眼。
这份交接,持续了整整三天。
三天间西洲城里太太平平的。
粮价降回了原位,布匹恢复了供应。
胡人工匠陆陆续续从他们聚居的土坯房子里走出来,回到了工坊。
交接完毕。
崔敦礼在衙门口跟王玄策喝了一杯茶,说了几句话。
“王公,水渠的图纸上有几个地方需要留意——城南那段土渠的渠底已经塌了两处,最好在入冬之前用石料加固。还有掏拓所的知水官冯九成,这个人虽然嘴笨但做事实在,你用他准没错。”
王玄策端着茶盏,认真地点了点头:“崔公放心,我都记下了。”
崔敦礼站起来,拄起竹杖,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衙门院子里的那棵胡杨。
那棵胡杨是他刚来西洲的时候亲手种的,两年了,长高了一点,但还没到他肩膀。
他看了一眼,然后转身,走出了大门。
马车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崔敦礼把竹杖放在车上,自己坐在车厢里,透过车帘的缝隙看着这座他待了两年的小城——土坯的房子,窄窄的街道,黄尘漫天。
城东那条水渠是他修的,城北那个粮仓是他建的,城西那个集市是他整的。
这些都在。
只是他不在了。
贞观十九年,八月初三。
西洲城的第一所学堂,办起来了。
说是学堂,其实就是衙门隔壁腾出来的两间土坯房,一间当课室,一间当先生的值房。
课室里摆着二十几张矮案,案上放着笔墨纸砚——纸是长安运来的宣纸,墨是本地糊的炭墨,砚台是火焰山上采的红砂岩石刻的,粗是粗了些,但磨出来的墨汁黑亮亮的,不比关中的砚台差多少。
学堂的门楣上挂了一块匾——匾是赵小满写的,四个端正的楷书:“西洲学堂”。
匾额下面又加了一行小字:“贞观十九年秋,奉旨立”。
李逸尘站在匾额下面,看着院子里席地而坐的三十几个学生。
这些学生有汉人的孩子,也有胡人的孩子。
有城里商户的儿子,也有城外农户的子弟。
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不到六岁。
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同一种表情——好奇。
一种在沙漠里待久了的人忽然看见一片绿洲时才会有的好奇。
“今天,是西洲学堂开学的第一天。”
李逸尘开口了,声音不大,但院子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本官不给你们讲《论语》,不讲《孝经》,也不教你们怎么做八股文章。今天,本官只想跟你们说一句话——你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从今天开始,不再是边地,不再是化外之土,不再是朝廷懒得管的穷乡僻壤。”
“从今天开始,你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是大唐西疆的重镇,是丝绸之路的心脏,是天山脚下的明珠。”
他停了一下,目光从每一张脸上扫过。
“你们是什么人?”
没有人回答。
一个坐在前排的汉人小孩怯生生地说:“我……我是西洲人……”
“不对。”李逸尘的声音陡然拔高,“你不是西洲人。你是大唐人!”
那个小孩被吓了一跳,但眼睛里忽然亮起了一种光。
李逸尘往前走了一步,站在孩子们的中间。
“你们每一个人——坐在左边的是汉人,坐在右边的是胡人,坐在中间的是你们的父母都说不清楚自己算哪个族的人。”
“没有关系!在这所学堂里,在你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你们只有一个身份,大唐子民!”
“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学的东西不是怎么在本地的集市上讨价还价,不是怎么在戈壁滩上挖骆驼刺当柴烧。你们要学的东西,是跟长安的学子一模一样的东西。”
“长安的学子读什么书,你们就读什么书;长安的学子考什么试,将来你们就考什么试。”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高到院子外面路过的人都停下脚步听着。
“你们中如果有人学得好,本官送你们去长安!去格物学院,去贞观学堂,去跟天下最好的老师学习!学成之后你们想留在长安可以,想回西洲也可以——因为西洲是你们的家!是永远属于你们的土地!是永远属于大唐的领土!”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从来没有过的喊声。
不是喊口号——这些孩子还不会喊口号。
他们只是发出了一种本能的声音——像戈壁滩上干涸了太久的河流,忽然听见了水声。
李逸尘看着这些孩子,看着他们眼睛里那种他从长安出发时就想看到的光。
他的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情绪——不是激动,不是满足,而是一种沉甸甸的欣慰。
像是在沙漠里种树的人,终于看见第一棵苗从沙土里钻出来。
然后他开始上课。
不是讲经史子集,是讲地理——他让人把一张舆图挂在墙上,指着上面的线条告诉这些孩子,哪里是长安,哪里是洛阳,哪里是江南,哪里是西洲。
他告诉他们,从西洲往西走,穿过葱岭可以到达波斯和大食。
往东走,穿过河西走廊可以到达关中。
往北走是草原,往南走是吐蕃。
他说这些的时候,那些孩子们的眼睛越睁越大。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不知道西洲外面还有这么大的世界,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是这个叫“大唐”的帝国的一部分。
他们只知道西洲城里的四条街、城外的几块农田、再往外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老师,”那个汉人小孩又开口了,“从西洲到长安要走多久?”
“两个月。”李逸尘说。
“那么远……”小孩低下了头。
“远不怕。”李逸尘蹲下身,看着他的眼睛,“朝廷正在修路。等路修好了,从西洲到长安,一个月就能到。等路修得更好一些,也许只要二十天。你现在觉得远的地方,等你长大了,也许就不远了。”
小孩擡起头,眼睛里又亮了起来。
“那……那学生能走到长安吗?”
“能。”李逸尘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只要把这里学到的东西背好、做好,老师就送你去长安。这是老师对你的承诺。”
小孩用力地点了点头,嘴角流出了口水都没顾得上擦。
课后,赵小满走上来递过湿帕子,李逸尘接过去擦了擦手。
八月初八。
第一批江南世家的人到了西洲。
来的是一个叫沈元明的中年人——沈元庆的弟弟,沈家手艺最好的织匠出身。
他带了三十个人:十个是沈家最好的织工,五个是张家最好的染匠,五个是陆家最好的麻纺织匠,还有十个是沿途招募的工匠和护卫。
让沈元明带队,是因为沈家在这场博弈中最有底蕴也最具诚意。
沈元庆在苏州的家族会议上力排众议把合作推向深入时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沈家不仅要迁产业,还要先迁——第一个把织坊建到西洲去的必须是沈家的人。既然要下注,就下大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