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门口,忽然又停下来。
他没有回头,只是说了一句话。
“逸尘,老夫这辈子,读过很多,见过很多人,自认还算有些见识。可今晚听你这一席话,老夫才知道,这几十年的,都白读了。”
李逸尘站起身,没有说话。
褚遂良推门出去。
月光照在庭院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李逸尘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
良久,他转身回到房,在案前坐下。
茶已经凉透了。
他没有喝,只是望着跳动的烛火。
方才那些话,他说了将近一个时辰。
翌日,休沐。
安兴坊李宅的房里,炭火烧得正旺。
李逸尘从清晨就坐在案前,面前铺着厚厚一叠纸。
昨夜送走褚遂良后,他辗转难眠。
那位谏议大夫临走时的眼神,让他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昨日讲的“增量”与“存量”,对那四百学子来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可对褚遂良这样的人来说,却是恐惧。
因为褚遂良想得太远,想得太深,想得太认真。
他从“人口与土地”的推算里,看到了万世之后的炼狱。
他从“治乱兴衰”的循环里,看到了自己理想的虚无。
他从李逸尘那些话里,听到了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可能——他这一辈子追求的东西,可能是镜花水月。
李逸尘知道,褚遂良不是一个人。
朝堂上,像褚遂良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那些读了一辈子圣贤的人,那些把“为万世开太平”刻在心里的人,那些把一生奉献给这个王朝的人。
他们看到那份讲稿,会怎么想?
他们会像褚遂良一样,恐惧,茫然,甚至绝望。
他们会问:如果注定是炼狱,那我们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必须回答。
李逸尘提起笔,在纸上写下四个字。
《富国策问》
他顿了顿,又在下面添了一行小字。
答褚公问,兼与天下读人商榷。
然后他开始写。
他没有写讲的课程内容。
他要写的,是另一套东西。
一套能让那些恐惧的人看见希望的东西。
一套能让那些茫然的人找到方向的东西。
一套能让那些绝望的人重新站起来的东西。
“一、问:天下财货,是否此多彼少?一国之富,是否必以他国之贫为代价?”
李逸尘写完这一行,停下笔。
他想起前世读过的那些。
重商主义。
十五到十七世纪,欧洲那些国家,就是这么想的。
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
世界财富总量固定。
一国的收益,必然是另一国的损失。
所以,要筑起关税壁垒,要限制进口,要补贴出口,要让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流进来0
这套逻辑,和李泰之前推动的那些“保护信行”“限制胡商”的奏议,何其相似?
李逸尘摇了摇头,继续落笔。
“有客问曰:今西域商贾,岁入长安者,车载斗量。彼等以香料、宝石、骏马易我丝绸、瓷器、茶叶,每年流出的丝绸数以万匹。此非大唐之损失乎?若不限制胡商,我之财富,岂不尽入胡人之囊?”
他顿了顿,写下自己的回答。
“答曰:客所虑者,似是而非。”
“何谓财富?金银乎?丝绸乎?香料乎?宝石乎?”
“若以金银为财富,则胡商携金银来,易丝绸去,大唐得金银,失丝绸。”
“丝绸与金银,孰多孰少,难以衡量。若以能养人之物为财富,则胡商之香料,不能充饥。”
“胡商之宝石,不能御寒。大唐之丝绸,可衣天下之人。以此论之,胡商以无用之物,易我有用之物,彼愚而我智,何损之有?”
李逸尘写到这里,自己都笑了一下。
这个回答,其实是在偷换概念。
可他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唐朝人眼中的财富,和后世经济学定义的财富,根本不是一回事。
他只能一步一步来。
“更深一层论之:天下之货,非固定不变也。胡商来,则丝绸之价涨,蚕农、织户得其利。胡商去,则香料之价落,长安贵人享其惠。一买一卖之间,丝愈多,香愈广,货殖流通,百业兴旺。此所谓互通有无,各得其所”。何来此多彼少之说?”
“故曰:多国贸易,非零和博弈。一国之富,不在守住已有,而在创造未有。胡商不来,丝绸仍是那些丝绸。胡商既来,丝绸可换香料、换宝石、换骏马。丝绸未少,香料已多。此之谓“增量”。增量既生,何争之有?”
李逸尘写完这一节,搁下笔,揉了揉手腕。
这是第一个问题。
他用“互通有无”的道理,回答了“国际贸易是不是零和博弈”。
他没提重商主义,没说金银本位,只是用最朴素的语言,把贸易的好处讲清楚了。
可他知道,这个问题后面,藏着更深的东西。
他继续写。
“二、问:种田与做工,孰为本?农桑与商贾,孰为重?”
这一问,是替那些“重农抑商”的人问的。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就把农业当成根本,把商业当成末业。
《管子》说“四民分业”,农居其二,商居其末。
汉高祖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汉武帝算缗告缗,把商人逼得倾家荡产。
贞观年间虽无这般苛政,可士农工商的排序,从未变过。
李逸尘知道,这个问题,比上一个更敏感。
他斟酌着措辞,慢慢落笔。
“有客问曰:古之圣王,必以农桑为本,商贾为末。何也?以农桑能生五谷,养万民;商贾不过转贩货殖,坐享其利。今若重商轻农,使农夫困顿,商贾奢靡,岂非本末倒置?”
“答曰:客所言,似是而实非。农桑固为本,商贾岂为末?请以一事明之。”
“关中平原,沃野千里。一农夫,终岁勤苦,可耕田百亩,收粟三百石。此三百石,足养十人。然此农夫,若要铁犁、要耕牛、要食盐、要布帛,能自给乎?不能。必待铁匠、牛贩、盐商、布贾,辗转贩运,方能得之。若无商贾,则农夫虽收三百石,只能以粟易物。一石粟,可易几斤铁?可易几尺布?难矣哉。”
“故曰:农桑生之,商贾通之。生而不通,则粟朽于仓;通而不生,则货竭于市。二者相须,如鸟两翼,如车两轮。不可偏废也。”
“更深一层论之:农桑所生,有限也。一夫百亩,终岁勤苦,所产不过三百石。此三百石,除自食外,可养几人?不过数人而已。然商贾所通,无穷也。长安一肆,岁售绢帛万匹,所养织户、染匠、车夫、脚力,何止百人?此百人者,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所食所衣,皆从商贾之利中来。若无商贾,此百人者,只能去耕田。可耕田需地,地有限;耕田需技,技不专。百人耕田,所产几何?不过万石而已。与商贾之利相比,孰多孰少?”
李逸尘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刘简。
那个原“抑商派”的核心人物,现在应该已经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了。
他继续往下写。
“故曰:农桑固为本,商贾非为末。本末相济,然后国富。重农而不抑商,劝农而不困商,此之谓“通”。通则货殖流通,百业兴旺。塞则货滞于途,民困于野。”
写完这一节,李逸尘放下笔,长长吐出一口气。
这是第二个问题。
他用“生”与“通”的关系,回答了“农桑与商贾孰重”的千年争论。
他没否定农业的根本地位,也没贬低商业的价值。
他只是说,两者都要,缺一不可。
可他知道,这个问题后面,藏着更深的道理。
他继续写。
“三、问:民各自谋利,何以天下富足?此中道理,可得闻乎?”
这一问,是替那些读圣贤的人问的。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千百年来,读人都是这样教的。
可李逸尘今天讲的“增量”,讲的“分工”和圣人的话,似乎不太一样。
他需要把这些道理,和圣人经典,串起来。
“有客问曰:圣人之教,以义为先,以利为后。今闻先生之言,似以利导民,使民各自为谋,然后天下富足。此与圣人之教,岂非相悖?”
李逸尘停顿片刻,然后落笔。
“答曰:客之疑,正是千古未解之难题。请以一事解之。”
“今有屠户张氏,卖肉为生。彼卖肉时,心中想的是利,还是义?自然是利。他想多卖一文钱,多赚一分利。然彼欲多卖肉,必使肉鲜价廉,待客和气。如此,买者得肉,卖者得利,两相欢喜。”
“又有酒家王氏,沽酒为业。彼沽酒时,心中想的是利,还是义?自然是利。他想多卖一壶酒,多赚一分利。然彼欲多卖酒,必使酒醇量足,童叟无欺。如此,饮者得酒,沽者得利,两不相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