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这个数,税收反而会减少。
郑虔也在算。
他出身世家,家中经营产业,对“东西太贵就卖不出去”有直观感受。
东西太贵,买的人就少。便宜一点,买的人多,赚的反而多。
这和税收的道理,何其相似!
崔瑗沉默着,但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
他在想,这个“最合适的数”,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
长孙无忌坐在前排,捻着胡须的手停住了。
他盯着李逸尘,眼神复杂。
这个年轻人,用最朴素的例子,讲出了最深刻的道理。
税额和税收之间,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
存在一个点,在这个点上,税收最高。
过了这个点,税收反而会下降。
这个道理,他活了六十多年,从来没有想得这么清楚。
他当然知道重税会逼民逃亡,知道前隋炀帝横征暴敛导致天下大乱。
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个现象,抽象成一个“规律”。
李逸尘用一百户人家、一百文钱的例子,就把这个规律讲得明明白白。
房玄龄缓缓闭上眼睛。
他的心中,正在掀起惊涛骇浪。
这个道理,太深刻了。
深刻到,它可以解释很多历史现象。
为什么前朝末年,百姓纷纷逃亡,田地荒芜,府库空虚?
不是因为百姓不想交税,是因为税太高了,交不起。
交不起,就逃。
逃的人多了,交税的人就少了。
交税的人少了,税收就少了。
为了弥补税收减少,朝廷又提高税额。
结果,更多人逃。
恶性循环,直到崩溃。
房玄龄睁开眼,看向李逸尘。
这个年轻人,不只是讲了一个税收规律。
他是在讲治国之道。
高士廉颤巍巍地站起身,又缓缓坐下。
他年事已高,经历过隋末乱世,亲眼见过那些逃亡的百姓、荒芜的田地。
他见过官府追缴税赋时的惨状,见过那些交不起税、卖儿鬻女的人家。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那些惨状背后,有这样一个冷酷的规律。
税额不是越高越好。
超过某个数,朝廷得到的,反而更少。
而失去的,是民心。
岑文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想起自己读过的那些史。
西汉文景之治,轻摇薄赋,三十税一。
百姓富足,府库充盈。
东汉末年,横征暴敛,十税其一。百姓逃亡,天下大乱。
隋炀帝时,征发无度,税赋沉重。结果,隋朝二世而亡。
这些历史,他读过无数遍。
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些现象,和“最合适的数”这个概念联系起来。
李逸尘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把这些历史背后的逻辑,讲清楚了。
马周的手指微微颤抖。
他是真正从底层爬上来的,做过小吏,见过胥吏如何催税,见过百姓如何避税。
他知道,百姓不是不想交税,是真的交不起。
但朝廷要花钱,不交税不行。
这是个死结。
可李逸尘的这个“最合适的数”,让他看到了一条出路。
不是提高税额,而是让税额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数,让百姓能活下去,让更多的人愿意留下来生产。
交税的人多了,税收总额反而可能增加。
这不是空想,这是算术。
褚遂良紧紧握着拳头,指甲几乎掐进掌心。
他想起自己那些直谏的奏疏,想起那些被驳回的建议。
他一直在说“轻徭薄赋”,但他说不清楚为什么。
现在他懂了。
轻摇薄赋,不只是仁政,更是明智。
让百姓活下去,让更多的人愿意生产,朝廷才能有长久的税收。
李承干坐在那里,面色平静,但心中波澜起伏。
他想起了李逸尘之前和他讲过的那些道理。
博弈论、权衡之道、信用、锚定..
每一个都让他豁然开朗。
现在,又是税收。
他用一个例子,就把税额和税收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
李承干忽然有一种感觉。
这个先生,不是在教他“怎么办”,而是在教他“怎么想”。
不是给他答案,而是给他看世界的眼睛。
明伦堂内,寂静持续了很久。
李逸尘没有催促。
他只是站在那里,等大家消化。
李逸尘终于开口说道:“这个最合适的数”,怎么定?每个县的情况不同,百姓的承受能力不同,这个数,会不会也不同?”
李逸尘给了大家思考的时间。
“最合适的数,不是固定的,而是因地、因时、因人而异的。”
“同样的税额,在富庶的地方,百姓能承受。在贫瘠的地方,百姓可能就承受不了。”
“同样的税额,在丰年,百姓能承受。在灾年,百姓可能就承受不了。”
“所以,定这个数,需要调研,需要了解实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他顿了顿。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没办法了。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帐里找规律,可以从相邻县的经验里找参考,可以先在一两个乡试,再慢慢推开。”
“最重要的是,要有这个意识—知道税额不是越高越好,知道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数上。”
长孙无忌缓缓点头。
刘简坐在那里,脑中嗡嗡作响。
他想起自己家乡的那些农户,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交了租庸调,剩下的勉强糊口。
如果税额能降一点,他们就能多吃几顿饱饭。
如果交税的人能多一些,那些不交税的富户、商人、工匠,也能分担一些负担。
他忽然觉得,自己之前那些“抑商”的主张,太简单了。
不是要打压商人,而是要让他们也按规矩交税。
这才是公平。
郑虔也在想。
他想起家中那些产业,每年要交多少税,又有多少可以“运作”的空间。
如果县衙能把这些“运作”的空间堵上,让所有人都按规矩交税,那县衙的收入,确实能增加不少。
而且,这种增加,不是靠提高税额,而是靠规范征收。
刘简之前说的那些“商人暴利”“不公平”,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
崔瑗沉默着,但脑中思绪万千。
他想起自己之前提出的“预算制调整论”,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现在他明白了。
少了“收入端”的思考。
他只想着怎么约束支出,却没想过怎么增加收入。
李逸尘讲的这个“最合适的数”,让他看到了另一条路。
县衙的支出要约束,但收入也可以增加。
两者并行,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李逸尘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再提问,便继续讲下去。
“让交税的人变多,让能收税的钱财来源变多,这是把现有的饼做得更大”的一种方式。”
“但做大饼,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方法。不能急,不能蛮干。”
“那么,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办法?”
他看向众人。
“还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省着花。另一个,是朝廷给。”
“省着花,就是减少支出。我刚才讲的“应急预备金”,就是省着花的一种方式让县衙有灵活应对突发事务的空间,不用每次都要走繁琐的追加预算流程。”
“但省着花,不只是灵活应对”,更重要的是少花冤枉钱”。
2
李逸尘顿了顿。
“县衙的钱,有多少是真正用在刀刃上的?有多少是花冤枉了的?”
“比如,修一段路,原本可以用青石,却用了更贵的花岗石。原本可以雇本地工匠,却雇了外地的。原本可以一次修完,却分三次修,每次都要重新筹备。”
“这些冤枉钱,每一点,都是可以省的。”
“如果能把冤枉钱省下来,县衙能用的钱,就能增加。”
他看向众人。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冤枉钱,都是小钱,省也省不了多少。
“但诸位想一想,水滴石穿,聚沙成塔。长安县一年支出七千贯,如果能省下一成,就是七百贯。如果能省下两成,就是一千四百贯。”
“这比什么增量都来得快。”
刘简听得入神。
他想起自己家乡的县衙,那些破旧的房屋、漏雨的屋顶、残缺的用具。
如果能把冤枉钱省下来,修一修那些地方,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