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老臣没有异议。”
李世民又看向岑文本、唐俭、高士廉。
三人皆点头。
“臣无异议。”
“臣无异议。”
“臣无异议。”
李世民收回目光。
“那就这么定了。贞观学堂先行讨论,将各方意见整理成文,呈东宫,转内阁、民部参阅。”
他顿了顿。
“此事,高明你回去安排。”
“儿臣遵旨。”
李承干躬身。
他顿了顿,又擡起头。
“父皇,还有一事。”
“说。”
“贞观学堂讨论之后,李逸尘会就这个议题,专门讲一次课。”
偏殿里安静了一瞬。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太子身上。
李世民的手指停住了。
他擡眼,看着太子。
“讲课?讲什么?”
李承干摇头。
“儿臣不知。儿臣没问。”
他的语气很坦然。
仿佛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但偏殿里的气氛,在这一刻,微妙地变了。
长孙无忌的眉头微微皱起。
房玄龄的手指又开始轻轻敲击案几。
岑文本垂下眼帘,似乎在思索什么。
高士廉轻轻吐出一口气。
唐俭擡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
李世民没有说话。
他看着太子,目光深邃。
他没问。
这三个字,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耐人寻味。
太子是李逸尘的主君。
李逸尘要讲什么课,太子怎么可能不知道?
除非————太子确实没问。
而没问的原因,要么是他真的不关心,要么是他故意不问。
李世民倾向于后者。
太子故意不问,是为了让李逸尘的讲课,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
不是东宫的授意,不是太子的指令,只是李逸尘个人在贞观学堂的一次学术探讨。
李世民心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这个儿子,越来越会用权术了。
不是那种阴的、见不得光的权术。
是那种光明正大、让人挑不出毛病的权术。
他用“没问”两个字,把自己从李逸尘的讲课中摘得干干净净。
但同时,他又用“专门讲一次课”这句话,把所有人的期待都吊了起来。
李世民甚至能感觉到,在场的每一个人,此刻都在想同一个问题。
李逸尘要讲什么?
县衙缺钱、预算难编、腾挪无路————
这些难题,朝堂上吵了一天一夜,没有答案。
唐俭束手无策,房玄龄思虑再三也只能提出“差异化核定”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建议。
长孙无忌和高士廉这样的老臣,也只能说“可议”“徐徐图之”。
而李逸尘,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东宫右庶子,他能有什么办法?
可偏偏,他有真东西。
在他讲了之后,人人觉得本该如此。
所以,这一次,他会讲什么?
偏殿里安静了很久。
长孙无忌终于开口。
他的声音很平稳,听不出任何情绪。
“殿下,李右庶子讲课,定在何时?”
李承干道。
“贞观学堂的讨论,预计进行三日。讨论结束后,李逸尘会根据学子们的发言,准备讲课内容。”
“具体时间,应是五日后。”
长孙无忌点头。
“届时,还请殿下告知老夫讲课的时间和地点。”
他顿了顿。
“老夫也想去听听。”
偏殿里又安静了一瞬。
长孙无忌,当朝司徒,太子的亲舅舅,外戚之首。
他要亲自去听一个东宫右庶子讲课。
这是给李逸尘天大的面子。
也是给太子天大的面子。
李承干微微颔首。
“舅父愿意莅临,是贞观学堂的荣幸。届时孤会派人将请柬送至司徒府。”
长孙无忌点头,不再说话。
其余几个人也表示要去听听李逸尘的授课内容。
唐俭犹豫了一下。
他是民部尚,县衙预算制度推行是他分内的事。
县一级的困境,他比在场任何人都更焦虑。
李逸尘要讲这个题目,他无论如何都要去听。
但他又有些忐忑。
他是主管大臣,遇到难题,却要去听一个东宫属官的课,找解决思路。
这传出去,会不会显得他无能?
可他转念一想。
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都去了。
他去,有什么丢人的?
何况,如果李逸尘真有办法,他作为民部尚,必须第一时间掌握。
否则,预算制度推行遇阻,最后背责任的,还是他。
他擡起头。
“殿下,臣也想去听听。”
李承干点头。
“唐尚放心,届时会有人将讲课记录送至民部。”
唐俭愣了一下。
他听出了太子话里的意思。
太子说的是“将讲课记录送至民部”,而不是“邀请唐尚莅临”。
这是在婉拒。
为什么?
他下意识看向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没有看他。
他又看向房玄龄。
房玄龄垂着眼帘,面色平静。
他忽然明白了。
太子可以邀请长孙无忌,因为长孙无忌是太子舅父。
太子可以邀请房玄龄,因为房玄龄是宰相,且与东宫素无嫌隙。
太子可以邀请高士廉,因为高士廉是元老重臣,且已年迈,去听课只是“凑热闹”。
但太子不能邀请唐俭。
因为他是民部尚。
县衙预算制度推行遇阻,他这个主管大臣难辞其咎。
如果他也去听李逸尘讲课,传出去,就成了“民部尚向太子属官求教”。
这对他,对太子,对李逸尘,都不好。
唐俭心中苦笑。
他太着急了。
太子给了他台阶,他应该立刻接住。
“殿下所言极是。”他道。
“臣事务繁杂,未必抽得出身。届时借阅讲课记录,足矣。”
李承干点头。
“届时臣让学堂将记录整理誊清,第一时间送至民部。”
唐俭躬身。
“多谢殿下。”
偏殿里又安静下来。
李世民始终没有说话。
他坐在御案后,目光落在面前的茶盏上。
茶已经凉透了。
他在挣扎。
挣扎着要不要把李逸尘叫来,直接问他有什么对策。
这个念头,从太子说出“李逸尘会专门讲一次课”的那一刻起,就盘踞在他脑海里。
他可以。
他是皇帝。
他想召见谁,就能召见谁。
李逸尘是臣子,君召臣,臣必须来。
来了,他可以直接问。
县衙预算制度推行遇阻,你有什么办法?
你的讲课,打算讲什么内容?
你那些办法,能不能先在朕这里说一遍?
他甚至可以问得更直接一些。
县一级的困境,你打算怎么解?
租庸调上解比例,到底能不能动?
县衙的收支缺口,还有什么别的填补办法?
这些问题的答案,他确实想知道。
他比在场任何人都更想知道。
因为他是一国之君。
预算制度是好东西,他认。
县衙缺钱是事实,他也认。
但他不能像太子那样,公开提出“调整租庸调上解比例”。
那会打破二十一年的平衡,会引来无数争议,会让他这个皇帝陷入“与州县争利”的非议。
他不能主动。
但他可以被动。
如果李逸尘公开讲课时,提出了什么可行的方案。
如果这个方案在朝堂上形成了共识。
如果太子和朝臣们都觉得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