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县衙的人手和能力是客观限制,短期无法改变。”
“那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是不是应该为县衙留更多空间?”
“比如,允许他们编制更粗略的预算?”
他顿了顿:“但学生又怕,太粗略了,审核就失去了意义,执行也无法监督。”
李逸尘没有立刻回答。
李承干继续道:“第二,县衙的突发事务确实多。是否留下变通渠道?只是这样会不会被滥用?”
“第三,也是最让学生困惑的县衙的税赋上解比例,是制度定的,轻易不能改。”
“可县衙要办的事,不会因为上解比例高就减少。”
“这中间的缺口,怎么补?”
他说完,看着李逸尘。
李逸尘听完,沉默片刻。
然后他开口,声音平稳。
“殿下这三个问题,问到了根本。”
他顿了顿:“臣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县衙的预算,能不能粗略编?”
“不能。”
李承干一怔。
“不能?”他本以为,李逸尘会体谅县衙的难处,允许更灵活的编制方式。
“不能。”李逸尘重复道。
“殿下,预算制度的核心,不是管钱,是管事。”
“管钱是手段,管事才是目的。”
“朝廷把钱拨给县衙,不是让县衙花掉”的,是让县衙办事”的。办了什么事?
花了多少钱?效果如何?这些,必须对应起来。”
他顿了顿:“若预算编制太粗略,比如只列道路修缮五百贯”,那么审核时无法判断这五百贯是否合理,执行后也无法评估钱花得值不值。”
“更严重的是,这给了县衙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一这五百贯,可以修路,也可以修衙署,还可以挪作他用。”
“殿下担心的“制度形同虚设”,就是从这里来的。”
李承干沉默。
他知道李逸尘说得对。
可县衙做不到,怎么办?
李逸尘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
“殿下,县衙人手不足、能力有限,这是事实。”
他顿了顿:“这个问题要靠方法,靠工具,靠培训。”
“长安县狄知逊的调研方法,就是一种方法。”
“通过调研,他知道了百姓最迫切的需求,知道了每项工程的大致费用,知道了哪些事县衙自己能做、哪些需要上级支持。”
“这不是靠增加人手,是靠改变工作方式。”
“工具,民部可以组织编制一些标准化的预算编制指南、工程概算参考手册。”
“各县根据实际情况,参考使用,可以减少从头摸索的成本。”
“培训,可以依托贞观学堂,为各县培训预算编制的专门人才。”
“一期学不会,两期;两期不够,三期。”
“三年下来,总能培养一批懂预算、会算帐的县吏。”
他顿了顿:“这些都是治本之策,但都需要时间。在见效之前,我们可以给县衙一些临时的、有限度的变通空间。但这个空间,必须是明确的、有约束的,不能是模糊的、无底线的。”
李承干听着,心中渐渐清晰。
不是降低标准,是提供支撑。
不是放任不管,是教方法、给工具。
这个思路,和他之前想的不一样,但更扎实。
“那第二个问题,”他问,“变通渠道会不会被滥用?”
“会。”李逸尘毫不犹豫。
李承干一愣。
“一定会。”李逸尘道。
“任何制度,只要开了变通的口子,就一定有人试图钻空子。这不是县衙的错,是人性使然。”
“那怎么办?”
“监督,和问责。”李逸尘道。
“需要设立两个约束。一是紧急认定标准,二是年终核算。”
“一年内突发事项支出超过自主预算一成,需提交专项说明。这就是监督。”
“但这还不够。还需要问责若发现县衙将常规事项包装成突发”,故意规避预算约束,必须严肃处理。”
“处理一例,震慑一片。”
他顿了顿:“殿下,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我们能做的,是在设计时尽可能堵住漏洞,在执行时加强监督,发现漏洞及时修补。”
李承干点头。
他想起预算制度刚推行时,自己也曾担心各种漏洞。
李逸尘当时说:制度是死的,执行是活的。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不断完善制度的过程。
现在他更理解这句话了。
“第三个问题,”李承干问,“县衙的税赋上解比例,是制度定的,轻易不能改。可县衙要办的事,不会因此减少。这中间的缺口,怎么补?”
李逸尘沉默片刻。
“殿下,这个问题,臣现在没有答案。”
李承干一怔。
李逸尘很少说“没有答案”。
“不是敷衍殿下。”李逸尘道,“臣确实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整个国家的财政分配格局。”
“税赋上解比例,是立国之初就定下的。”
“朝廷要养军队、养官员、修工程、赈灾荒,处处要用钱。”
“若降低上解比例,把更多钱留在县里,朝廷的钱就不够用。”
“可若维持现状,县衙的钱确实不够用。”
他顿了顿。
“这不仅仅是预算制度的问题,这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
李承干沉默。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以前想得太简单了。
他以为,预算制度规范了支出,钱就能花在刀刃上。
他没想到,刀刃太多,刀柄就那么短。
“那————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的声音有些涩。
“能解决。”李逸尘道。
“但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改革。”
“什么改革?”
李逸尘看着他,缓缓道:“殿下,臣建议,将这个问题,放到贞观学堂,让学子们讨论。”
李承干一怔。
“讨论?”
“是。”李逸尘道,“殿下方才那三个问题,每一个都很难。”
“但第三个问题——县衙事多钱少,上解比例固定——是最根本的。”
“这个问题,臣没有完整的答案。朝中大臣们,也没有。因为这是大唐立国二十年来,从未真正面对的挑战。”
“从前,朝廷关注的是如何恢复生产、安定社会、巩固边防。县衙钱不够,就少办事,或者凑合办事。”
“只要不出大乱子,朝廷不会深究。”
“但现在不同了。”
“预算制度把县衙的收支摆在了明面上。钱不够,事办不好,责任就清晰了。”
“这个矛盾,再也藏不住了。”
他顿了顿。
“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坏事是问题暴露了,好事是,我们可以正视它、研究它、解决它了。”
李承干若有所思。
“让学子们讨论————能讨论出什么?”
“不一定能讨论出答案。”李逸尘道。
“但讨论的过程,本身就是价值。
,“贞观学堂的学子,他们未来都会进入仕途,有些人会成为县令、刺史,有些人会入朝为官。”
“让他们在学堂里,就这个难题展开辩论、碰撞思想,就是在为未来培养能解决问题的官员。”
“而且,殿下,有些话,学子可以说,朝臣不能说。”
李承干明白了。
朝臣有立场,有顾虑,有派系。
很多话,他们不敢说,不能说,不愿说。
但学子没有。
他们可以就事论事,畅所欲言。
他们说的,也许不成熟,也许偏激,但那是真实的声音。
“先生,”李承干道,“你是不是————已经有思路了?”
李逸尘没有否认。
“臣确实有些想法。”他道。
“但这些想法还不成熟,需要验证,需要碰撞。让学子们先讨论,臣听听他们的意见,再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臣会在学子讨论之后去贞观学堂讲一课,关于这些问题的自己的一些思考。”
李承干看着他,忽然笑了。
“先生,你每次说有些想法”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有办法了。”
李逸尘没接话。
但李承干知道,他没猜错。
“那先生打算什么时候去讲课?”
“等学子们讨论得差不多了。”
李逸尘道,“预计八月底。”
李承干点头。
他没有追问具体要讲什么。
因为他知道,先生讲课,从来不只是讲课。
那是解题。
县一级预算制度推行遇阻,这是一个难题。
先生要去讲一节课,把这个难题解开。
他只需要等着听。
翌日。
两仪殿。
李世民坐在御案后,面前摊着唐俭昨日呈上的奏疏。
他看完了。
然后沉默了。
唐俭在奏疏中,如实汇报了各县反馈的困难。
奏疏写得很客观,不回避困难,也不夸大成效。
但李世民还是从中读出了两个字。
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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