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俭道:“没说不让附说明。咱们附的是事实陈述,不是夸大其词,应该无妨。”
狄知逊想了想,点头。
“好。那就这么办。”
众人应声,各自忙碌。
狄知逊坐在案后,看着堆积如山的文,心中却比前些日子踏实了许多。
他知道,这份预算,也许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钱依然不够,事依然难办。
但至少,它不再是凭空想像,而是基于真实的民意,经过理性的权衡。
这,就是进步。
他看向儿子,眼中满是欣慰。
贞观十八年,八月十二。
民部值房,烛火通明。
他见过朝廷府库空虚时的窘迫,也见过丰年税赋充盈时的从容。
但他从没见过这样的事。
预算制度。
唐俭又拿起最上面那份文—《京畿道试点州县预算编制进度简报》。
简报只有薄薄三页,但他已经读了不下十遍。
县衙反映,预算制度细则过于严苛,县内突发事务多,难以提前全部预见。
长安县坊墙塌了,能等预算通过再修吗?
.不能。
泾河涨水冲了堤坝,能等来年再堵吗?
不能。
可制度规定:未列预算的支出,不得动用公款。
唐俭放下简报,靠向椅背,闭上眼睛。
耳边仿佛响起蓝田县令那封请示中的话。
“臣非敢违抗朝廷新制,然县务纷繁,事起仓促,往往非人力所能预知。”
“若事事皆需提前一年规划,则偶发之灾、突发之患,将何以应之?”
“臣惶恐,伏惟明示。”
何以应之?
唐俭睁开眼睛。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预算制度在朝廷层面推行时,虽有波折,终归成了。
因为朝廷对自己的岁入岁出,是有掌控力的。
民部可以提前测算来年税赋,各部可以提前规划工程。
超支了,可以压缩其他开支。
不足了,可以调整分配。
但县衙不一样。
县衙的税赋,九成以上要上解朝廷。
自己能留下的,就那么一点。
可事情,一件都不会少。
这些事,朝廷不会替你办。
百姓不会等。
出了乱子,问责的还是县令。
唐俭睁开眼,拿起另一份文。
各县对预算制度的“反馈意见”说白了,就是诉苦。
诉苦的措辞都很委婉。
毕竟,这是太子殿下力推的制度,没人敢直接说“不好”。
但字里行间,那种焦虑、困惑、无助,藏不住。
“县署岁入,九成上解,所留不过数千贯。今预算所限,又以去岁实支九成为额。然去岁实支已捉襟见肘,今岁以此为基础再行压缩,实难维持————”
“县务繁杂,难事、急事、琐事,每日不绝。预算所定,多为常规之事。然非常规之变,往往突如其来。此类支出如何列支,恳请明示————”
“细则第三十七条云:预算项目须具体可行。然则,县署日常事务,如受理诉状、勘察现场、调解纠纷,实难逐项列明。此类不可预见之行政成本”,可否列一专项预算————”
唐俭读着读着,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文边缘。
这些县令,不是在找茬,不是在推诿。
他们是真的难。
他唐俭是民部尚,深知州县之苦。
当年他自己外放刺史时,也曾在深夜对着帐册发愁,也曾为了一笔修缮款项四处求告。
如今,坐在尚位子上,制定政策,推行制度,却好像忘了那些日子。
他放下文,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皇城的夜色。远处,两仪殿的灯火依稀可见。
陛下此刻在做什么?
也在为这些事烦心吗?
唐俭不知道。
他知道的是,他必须回应。
各县的反馈意见,他必须处理。
预算制度在县一级的推行,他必须负责到底。
因为,他是民部尚。
他摇摇头,苦笑。
明日,该去见房相了。
八月十三,辰时。
尚省,政事堂。
房玄龄坐在案后,正在批阅奏章。
案角堆着三叠文,左边是已批待发的,中间是正在处理的,右边是待阅的。
他每日如此。
唐俭进来时,房玄龄刚批完一份关于河南道秋粮收成的奏报。
他搁下笔,擡头,脸上带着一贯的温和。
“时中来了,坐。”
唐俭坐下。
值事吏奉上茶,退出去,带上门。
房玄龄没有立刻说话。
他看着唐俭,等对方先开口。
这是多年共事的默契。
唐俭也没有绕圈子。
“房相,县一级推行预算制度的事,有些难处。”
他从袖中取出那份简报,放在案上。
“试点县,除长安县进展尚可,其余各县,不同程度遇到困难。这是各县反馈的意见汇总。”
房玄龄接过简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他看得很慢,偶尔停顿,目光在某几行字上停留片刻。
唐俭没有打扰。
他知道,房玄龄不是在看文字,是在看文字背后那些县令的脸。
那些伏案疾、夜不能寐、在制度与现实间艰难求索的脸。
约莫一盏茶工夫,房玄龄放下简报。
“时中,你怎么看?”
唐俭斟酌着措辞。
“下官以为,县一级推行预算制度,其难度,远超朝廷层面。”
“哦?说来听听。”
“朝廷编制预算,各部衙门的收入—或者说,可支配资源—是相对明确的。”
“民部可以提前测算来年税赋总额,陛下和政事堂可以根据轻重缓急决定分配。”
“超支了,可以压缩其他开支。不足了,可以调整分配顺序。”
唐俭顿了顿。
“但县衙不同。县衙的岁入,九成以上要上解朝廷。自己能留下的,是固定且微薄的那一点。”
“可县衙要承担的事务,并不会因为钱少而减少。”
“坊墙要修,水井要挖,盗贼要捕,争讼要断————这些事,不会等。”
“更关键的是,朝廷的事务,大体是可以预期的。”
“来年要修哪些工程,推行哪些政策,年初就能定个七七八八。”
“但县衙的事务,突发性极强。一场雨,能冲垮十处坊墙。这些事,没法提前一年规划。”
唐俭说完,看着房玄龄。
房玄龄沉默。
他当然知道这些。
他做宰相十余年,外放刺史是在贞观初年的事了。
但那段经历,他从未忘记。
那时候,他治理一州,面临的困难和这些县令何其相似。
税赋要上解,吏员要养,工程要办,百姓要管。
钱永远不够用,事永远做不完。
如今坐在政事堂,批阅全国奏章,制定天下政策,有时会不自觉地离地面越来越远。
但房玄龄知道,他不能忘记。
“还有呢?”他问。
唐俭继续道:“还有,县衙的人手、专业能力,与朝廷部衙不可同日而语。”
“朝廷编制预算,有民部度支司数十名精干吏员,有多年积累的数据和方法。”
“县衙呢?长安县是京县,规模大、品级高,尚且只有一个司户佐,带着三四个吏,就要承担全县的税赋、户籍、预算编制。”
“其他县,更是捉襟见肘。”
“细则要求预算项目必须具体可行”一修哪段路、多长、用什么料、雇多少工、
工期多久。”
“这些,对于县衙来说,太难了。他们没有工程概算的专业能力,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实地勘察、询价、核算。”
“所以,臣收到的反馈,很多不是牴触,而是无力。”
唐俭的声音有些沉重。
“他们不是不想做,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房玄龄静静听着。
等唐俭说完,他问:“时中,你当年外放任刺史时,若遇到朝廷推行类似制度,你会怎么做?”
唐俭一愣。
他没有立刻回答。
房玄龄这个问题,不是问他“现在作为尚该怎么做”,而是问他“当年作为地方官会怎么做”。
这让他必须回到那个位置一那个资源有限、权责无限、夹在朝廷与百姓之间的位置。
“————下官会先想办法应付朝廷。”唐俭缓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