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对供养子弟读、向学风气浓厚之户,是否可酌情减免部分赋役,以示朝廷劝学之意?
还有『务民』。
新税制如何才能真止住摊派,让胥吏豪强难以上下其手?
如何让税赋更公平地落在所有田亩所有者身上,而非主要由无地少地之佃农、贫农承担?此乃根本。
另一边,郑虔所在的斋房,气氛则略显不同。
几名出身世家或与大族关联紧密的学子,讨论更为审慎。
「税制一动,牵涉千家万户,尤以田产多者为甚。」
一名学子缓缓道。
「朝廷若意在抑兼并、均贫富,则『限田』『度田』之议恐将再起。此为我等家族切身之患。」
郑虔摇头:「殿下令吾等以『三要』为纲建言,非是令吾等只为家族谋。」
「需知,『务本』亦包括保障合法经营所得,维护社稷稳定。」
「若改革过于剧烈,引发动荡,伤了国本,亦非朝廷所愿。」
他提笔在纸上写下几行。
「我以为,建言当把握几点。」
「一,承认现行税制有弊,改革确有必要,此顺应大势,亦合殿下之意。」
「二,强调改革宜稳不宜骤,需有清晰田亩户籍底帐为先,否则易生新弊。」
「三,主张『累进』『弹性』之制时,需明确『累进』起点宜高,避免伤及勤勉经营之中等田主。」
「『弹性』减免需有明确章程,防官吏滥权。」
「郑兄所言甚是。」另一学子点头。
「还可建言,新税制当有『过渡之策』。」
「譬如对现有超出寻常之田产,可分年逐步加征,或允许以捐输、兴修水利等方式折抵部分加征税额,给地方缓冲之机。」
「另,可强调『务教』一面。」
「建议朝廷将部分新增税收,专项用于州县官学、助学廪粮,或奖励地方兴修水利、垦荒之功。」
「如此,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彰显朝廷仁政,亦减弱改革阻力。」
他们的讨论,少了些寒门学子的激愤,多了些权衡与设计,更注重政策的可行性与各方接受度。
崔学子则游走于几个小团体之间,倾听、记录、偶尔发问或调和。
他发现,尽管立场不同,但几乎所有学子都在认真尝试运用「为政三要」这个框架来分析问题。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明伦堂内,各种观点交锋碰撞,时而争得面红耳赤,时而陷入沉思寂静。
博士们并未过多干涉,只是偶尔巡视,或回答一些典章制度的疑问。
这已不仅仅是一次课业。
在学员们心中,这是一次真正的参政预演,是未来可能影响朝廷决策的宝贵机会。
每个人都竭尽全力,试图在那份即将呈送东宫的论策上,留下自己深思熟虑的痕迹。
两仪殿暖阁。
李世民听完了关于贞观学堂今日情形的禀报。
他靠在软枕上,手指轻轻敲着榻沿,久久不语。
学堂内的激烈辩论,学子们的各种观点,尤其是他们试图运用「为政三要」分析税制利弊的努力,都被详细记录,呈报上来。
李世民一份份看过去。
有激进的,主张清丈天下田亩,严格限田,大幅提高对大地主的征税,以纾解小民之困。
有保守的,强调稳定为先,主张在现有租庸调基础上微调,加强监管,惩治贪腐即可。
也有折中务实的,提出「渐进改革、试点先行、完善配套」等思路。
观点各异,但大多言之有物,不少建言甚至颇有见地,显是下了功夫思考。
更让李世民若有所思的是这个过程本身。
太子将一项如此重大、敏感且尚未公布的改革议题,直接抛给学堂诸生讨论,而诸生竟能如此认真投入,各抒己见,且基本能控制在「课业研讨」的框架内,虽有争执,却未失控。
这学堂……似乎不仅仅是个培养官员的机构。
李世民目光深邃。
以往朝廷议政,多在朝会、政事堂,参与者皆是现任官员。
官员们各有立场、派系、利益牵扯,往往议而未决,或决而难行。
且许多政策,一经在朝堂提出,便意味着公开,再无转圜余地,赞成与反对者立刻壁垒分明,容易陷入僵局。
而这贞观学堂……
学员们身份特殊,既是未来官员,又尚未正式踏入官场,少了许多现实利益的直接捆绑。
他们争论,更多是基于理念、出身见闻和理想抱负。
在这里讨论政策,如同在沙盘上推演。
各种观点、可能遇到的阻力、潜在的问题,都可以提前暴露出来,激烈碰撞。
朝廷完全可以借此观察风向,评估不同方案可能引发的反应,吸纳其中合理的建议,完善政策设计。
等到政策真正拿到朝堂上议决时,已然经过了一番「预热」和「打磨」,反对者可能提前暴露了论点,支持者也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甚至,一些来自学堂的优秀建言本身,就可以成为推动政策的助力。
这……简直是一个绝佳的政策缓冲地与试验场!
李世民忽然觉得,自己之前对这学堂的重视,或许还不够。
它不仅能培养人才,还能汇聚年轻一代的智慧,为朝廷决策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更能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舆论场」。
让一些敏感议题先行发酵,观察反应,降低正式推行时的风险与阻力。
「妙啊……」
李世民低声自语,眼中闪过一丝明悟与赞赏。
这步棋,太子走得巧妙。
不论如何,这学堂的这个「新功能」,必须好好利用起来。
李世民心中已有计较。
日后一些重大、敏感或颇具争议的政策动议,或许都可以先放到学堂里,让这些年轻人议一议。
朝廷只需把控方向,静观其变,吸取养分。
他仿佛解锁了这贞观学堂的另一重价值,心情顿时舒畅不少。
看来,自己这个名义上的「校长」,也该早点好起来,亲自去学堂看看了。
不仅是以皇帝的身份去训示,或许……也可以听听课,听听这些年轻人最真实的想法。
「王德。」他唤道。
「臣在。」
「传朕口谕给太医署,让他们加紧调理朕的腿伤。朕要早日康复,亲临贞观学堂。」
「遵旨。」
翌日,《大唐旬报》与《大唐政闻》的头版头条,赫然刊载了皇帝李世民亲撰的《谕百官:为政三要论》。
文章用词精炼,义理深刻,将「务本、务教、务民」三要阐述得透彻明晰。
既引经据典,又结合贞观以来治国实践,最后殷切期望百官深体此意,以此为镜,照察己身,以此为尺,衡量政务。
报纸一出,先是在市井间流传。
识字的百姓、商人、士子争相购阅,议论纷纷。
普通民众对文中「务民」「体恤小民艰辛」等语感触尤深,虽未必全懂深意,但觉皇帝心中装着百姓,总是好事。
茶楼酒肆间,多了不少谈论「三要」的声音。
然而,真正的惊涛骇浪,却是在官场之中。
报纸被快马送至各州县衙门,送至京城各部司衙署。
没有喧哗的议论,没有公开的品评。
各级官员拿到报纸后,反应出奇地一致。
沉默。
他们将自己关在值房内,或回到府邸房,展开报纸,一遍又一遍地细读那篇《为政三要论》。
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被反复咀嚼。
震撼。
首先是深深的震撼。
皇帝陛下亲自撰文,系统阐述一套治国理政的根本准则,这在本朝尚属首次。
其权威性,毋庸置疑。
「务本、务教、务民」,六个字,看似简单,内涵却无比丰富,几乎涵盖了为官执政的所有核心维度。
尤其是将「代表最广大大唐子民根本利益」明确提出来,其分量之重,令许多官员心头剧震。
这不再是泛泛的「忠君爱民」,而是给出了具体的思想武器和衡量标准。
任何政策,任何行为,都可以用这「三要」来对照、检验。
紧接着,便是揣摩。
陛下此时抛出此文,意欲何为?
是整顿吏治的前奏?
是某种新政的纲领?
还是单纯为了训导百官、统一思想?
不同位置、不同派系的官员,开始了各自的解读与盘算。
更多的人,则在思考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