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刚禁止以他们英国为首的外国商人在华售卖福寿膏,破坏了自由贸易的规则固然不假。
可另一方面,彭刚在禁售福寿膏的同时,又蓄意擡高法美等国在中国贸易场的地位,冷落边缘化英国,打破了长久以来英国垄断支配中国贸易场的格局。
帝国对武昌政府的战争,不止在军事上,也在贸易场上。
受武昌政府的对英茶叶禁运令和战事的影响,今年英资洋行不得不溢价采购茶叶,在贸易场上的这场商战,他们输了。
军事上未分胜负,贸易上先输一阵,武夷对他们的打击是巨大的。
恰在此时,印度勤务兵端着红茶走了进来,轻手轻脚地给每人斟上一杯。
热腾腾的茶气在堂中升腾而起。
在座的英印军高级将领们也喝茶,而且他们都清楚,在华收购茶叶的价格陡然提高到两倍半,意味着什么。
茶叶是英国的国民级刚需饮品,上自白金汉宫贵族,下至兰开夏的纺织女工,本土民众对每一便士的茶叶价格波动,都敏感得很。
茶价若翻上两倍半,伦敦的茶商要亏,下议院的质询怕是要从圣诞节吵到明年春天,而负责回答质询的内阁,肯定又会把压力给到万里之外的东方远征军,要求他们迅速打赢这一仗,加倍地赢回来,从战争赔款以及其他方面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以弥补帝国的经济损失。
近二十年来,帝国对鞑靼政府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外交胜利来得太过容易。
容易到让很多伦敦的政客在对华政策上产生了路径依赖,有什么悬而未决的事情,寄望于打一场战争来解决。
这种思路和政策对鞑靼政府是有效的,但对南方这些新近崛起的汉人政权而言,显然难以奏效。这片土地上的主体民族正在从鞑靼人手中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力,即便是在鞑靼政府内部,以袁甲三、李鸿章、李孟群等人为首的汉臣也是权柄日重。
这些伦敦的政客即便对万里之外的远东时局了解不深,但至少是知情的。
可出于政治惰性,他们还是错误地低估了这些新生政权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仍旧以鞑靼政府常备部队的情况等而视之。
南方这些汉人政权的军事实力不俗,眼下和他们交手的武昌政权的武装自是不必多说。
即便是天京政权,合肥政权,杭州政权的武装,根据那些受雇于鞑靼政府的佣兵军官们的汇报,天京政权,合肥政权,杭州政权的核心部队英勇非常,悍不畏死,即便是有鞑靼政府的精锐部队助战,来自欧洲、美洲的这些白人佣兵也屡屡受挫。
西摩尔开口打破了沉寂:“以往划分中国市场这块蛋糕的是我们,如今我国商人要花两倍半的价钱,求法兰西佬和美利坚佬把茶叶卖给我们,这还是头一回。实在是太丢人了,造成这种结果,很难说不是伦敦那边的政客受英资洋行的股东蛊惑,错误地预判了远东的局势,极大低估了我们对手的实力。”其余英印军高级军官也深以为然,觉得远东局势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局面,责任不全在他们军队。伦敦的那些政客要背负相当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