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泽揉了揉眉心。顾宪成的工团论在江南实业家群体中备受推崇,许多行业纷纷效仿,成立各种“公所”、“联合会”。这本是好事,能解决无序竞争。
但吴县的案子暴露出一个致命的问题,当工团缺乏外部监督,且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绑定时,它极易蜕变为排他性的垄断组织。
朝鲜搞财阀,是小国在残酷国际竞争中的无奈之举,且有国家机器压制。
但大明作为大一统帝国,若内部大市场被地方保护主义割裂,只会阻碍技术迭代,形成地方利益集团。
现在一个问题来了,什么样的工团,是商人或者工人联合的有益组织,而什么样的是垄断的组织?
这个界定如今太模糊了。
而苏泽明白,朝廷政策,最害怕的就是模糊。
模糊,意味着法条的解释空间,就意味着不确定性。
前任县令,支持建设联合会,鼓励商人合作互助。
下一任县令,可能就反对联合会,认定为垄断组织拆解惩罚。
如此一来,谁还敢成立联合会呢?
这是苏泽这个层次,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
苏泽铺开宣纸,提笔写下了一篇长文,题为《论行会与垄断之辨——兼评工团之利弊》。他决定将这篇文章发表在《格物》和《商报》上,为眼下有些过热的“结社风”踩一踩刹车。
接着,苏泽蘸墨落笔,在《论行会与垄断之辨》开篇,直接引入了西汉的《盐铁论》。
“昔年桑弘羊与贤良文学辩盐铁,争的是天地之利归官还是归民。如今大明实业大兴,商贾结社成风,此旧题又换新貌。”
苏泽写道:“要辨明工团与垄断,首在厘清物资之本源。”
他将天下物资划为两类。
第一类是“取之于天地之物”,如粮食、木材、煤炭、矿石等自然资源,以及关乎百姓生存的基础民生物资。
苏泽指出,大明律中,山川所产乃是皇帝所有,而皇帝本人所持,是代万民所共有。
这些物资,乃是百业运转之本。
若任由商贾结社垄断,便如吴县木业公所拦截木排、强买强卖一般,本质是扼住下游咽喉,与民争利。
对于此类天地之物,朝廷必须严禁任何形式的结社垄断与哄擡物价,必要时需以官营平价或打击欺行霸市之法强力介入,绝不可放任资本把持。
第二类是“经实业发展所生之物”,如造船厂之轮船、织布厂之棉布、各类机械与加工制成品。
苏泽认为,此类物资乃人力、技艺与资本结合之结晶。
对于这类实业,朝廷应当保留其结社之权,允许其成立工团。
在政府监管下,鼓励其“自由竞争”,通过行业自治协调工期、制定质量标准、联合议价,以抵御外部风险并促进行业迭代。
“天地之物,贵在流通均平,禁绝垄断;实业之物,贵在精进协作,允其结社。”
苏泽在文末定下基调:
“朝廷之监管,不在于一刀切取缔,而在于划定界限。守住天地之物的公平,即守住万民生计;放开实业之物的竞争,方能促成大明产业之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