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芳继续发问:
“汉唐一千多年,经学繁盛,但谶纬、佛老交替影响儒学。你若说汉唐走错了路,实学依然会被骂作异端。”
高拱翻开第二卷《汉唐卷》:
“这便是老夫要说的第二统。汉唐儒学确实被污染了,但老夫用春秋笔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老夫将其定义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工具’,而非哲学本体。汉儒为了限制君权,不得不借用天威,这是‘人理’在当时的局限应用。”
“但汉儒中亦有古文经学一脉,如郑玄等人,他们重考据、重训诂、重实证,不尚空谈。”
“老夫将汉代古文经学的考据传统,定义为实学‘格物’与‘重证据’的方法论雏形。”
高拱越说越快道:
“至于唐代,韩愈、柳宗元排佛老,本质上是捍卫儒学的‘入世’与‘务实’。佛老讲虚空,讲出世,而韩柳讲道统,讲经世致用。”
“老夫将汉唐的考据学和辟异端,包装为实学‘重证据、反虚妄’的方法论演进。汉唐儒学并非走错了路,而是在与神学、佛老的斗争中,艰难地保留了华夏文明‘务实’的火种。直到宋代,这把火才被张载等人彻底点燃。”
李春芳听完后,沉默良久。
高拱的推演极其大胆,他硬生生把汉唐儒学中不利于实学的部分切割为“政治妥协”和“时代局限”,而把考据和排佛老拔高为“方法论的演进”。
“高新郑,你这是在强词夺理。”李春芳评价道。
“学术之争,本就是争夺解释权。”高拱毫不退让说道:
“只要逻辑自洽,能让天下书院的学子顺着老夫的脉络读下去,这便不是强词夺理,而是‘正本清源’。”
李春芳点了点头,认可了高拱的霸气,但他立刻指出了最致命的问题:
“先秦和汉唐你圆回来了,宋明这一统,也就是苏子霖的‘天理’与‘人理’。你之前说,气学为体,心学为用。但子霖的‘人理’讲究的是社会人事之规律,若只讲守成、重人事、致良知,实学便成了一潭死水,无法为大明如今的变法和新政提供足够的法理支撑。”
高拱看向李春芳。
他才明白,李春芳这个惫懒的家伙,其实他早就做了通盘的思考,只不过他懒得动笔,也不愿意做这么宏大的事情。
高拱真心实意地说道:
“请李公赐教!”
李春芳拿起笔,在纸上写下四个字:“汤武革命”。
高拱目光一凝:“汤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