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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1章 改革双刃剑

但吴县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雏形,利用税收工具,引导雇主承担部分社会义务。

一条鞭法,或可不止是“役折银”。

在工商发达地区,它或可化为一个框架,将百姓对朝廷的部分义务,转化为雇主对雇员的保障责任,朝廷则以税收减免作为回报。

如此,朝廷减轻了直接救济压力,雇主获得了稳定用工,雇工得到了基本保障。

苏泽在纸上写下“税赋引导,雇主担责,雇工得保”十二字。

他意识到,这已超出赋役改革范畴,触及“国家一雇主一个人”三方权责的重构。

但这想法太超前。

如今的一条鞭法,尚在试点阶段,连“役折银”尚未全国推行,何况以此为基础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可超前,不代表这件事不能想。

近代国家之路,其实就是一条福利之路。

不是施舍,是权责的重构。

农人靠地,朝廷便收田赋。

工人无地,靠手艺吃饭,朝廷如何取?又如何予?

吴县的“抵扣”,是个粗糙的模子。

但吴县经验也说明,或许朝廷可立法,让雇主为雇工的伤病、家庭福利支付一部分钱。

朝廷则以减税为报。

这般一来,百姓便觉出不同。

从前,朝廷是收税的,是征役的,是遥远的“官府”。

如今,它通过雇主,让人在病时,能得一份接济。

这钱虽微薄,却是个凭证。

这说明,任何一个普通的百姓,不再只是完粮纳税的“丁口”,而是被记着一份“账”的“国民”。国民福利,不是白来的饼。它是契约。

你出力建设这个国,国便在你力竭时,托你一把。

这托一把,便是认同的开始。

苏松的织工、景德镇的窑工、九江的船匠,他们领了这钱,便知自己与这片土地、这个朝廷,有了实在的牵连。

这便是国族意识的萌芽一一利益攸关,休戚与共。

更重要的,是“人民”二字,从此有了分量。

福利体系,让“人民”从模糊的众生,变成一个个有记录,可计量,被承诺的个体。

朝廷的账簿上,不再只有田亩和丁口,还有谁家坊主,为多少雇工缴了“保银”。

这便是人民主体性的证明一一你不再是被动的承受者,你是这国家运转里,一个被承认、被计算的环节。

当然,建立全民福利体系,这对于如今的大明还是太超前了。

路还很长。吴县只是一点星火。

但苏泽知道,方向已现。

从“役折银”到“雇主担责”,再到未来可能的伤病之保,每一步,都是在把“国”与“民”,用实实在在的利害,紧紧捆在一起。

这便是近代国家!

无论什么体制,迈向近代的标志,就是国家从少数特权阶层手里,过渡到更广大的人民手里。政治从少数精英关心的事情,变成了全民都关心讨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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