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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零五章 :臧否

“均田不是单纯分田。它的根本,是让百姓在国家册籍之中有田可耕,有役可征,有税可取。”

“有田,百姓便是编户;有编户,朝廷便能征租庸调;有租庸调,朝廷便有粮绢;有田户,府兵便能自备衣粮器械,应番上、从征战。”

“所以租庸调、均田、府兵不是三件事,而是一件事的三面。”

“人、田、税、兵,本来绑在一起。”

严珣说到这里,声音微冷:

“可它一定会坏。”

“其一,人口会增,田地不会跟着增。开元、天宝承平百年,天下户口极盛,天宝时号称近九百万户、五千余万口。人口既增,旧日可授之田便不足。”

“其二,土地会被权贵、豪强、寺院吸走。宗室、公主、勋臣、外戚要庄园,地方豪强要佃户,寺院要常住田。田一入豪强寺院,未必还在国家税册里。”

“其三,百姓会逃。重税重役之下,百姓不是死守原籍等着官府来取,他们会逃入山泽,投靠豪强,依附寺院,迁到偏僻,做客户、佃户、浮客。”

“如此人与土地分离,府兵制度自然名存实亡。”

他停了停,道:

“而这还没结束。”

“因为国家治理地方,却依旧采用过往版籍!”

“如版籍上某县有户三千,实地查下来,可能不足二千。”

“而少的那些,或投寄亲族,或入豪强庄宅,或流落四方。”

“可朝廷没办法了解这些,依旧按照三千户征税,如此依旧存者负担剧增,于是也只能逃亡避税。”

“这就是户籍崩坏。”

“大唐便是如此。”

“均田坏,则租庸调坏;租庸调坏,则府兵坏;府兵坏,则募兵兴;募兵兴,则军费成无底洞。”

“所以杨炎两税法有功,也有悲。”

“建中元年,两税法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夏税六月前毕,秋税十一月前毕。它不再追问你本籍在哪里,不再只按丁男征调,而是看你如今住在哪里,有多少资产田亩。”

“这是财政之变,也是国家承认旧户籍制度已不可复原。”

“所以臣说,两税法是救急,也是认输。”

“它救了唐廷一时财政,却没能解决土地兼并、藩镇截留、地方加派。”

“朝廷本想把杂税并入两税,可地方军费不足,藩镇用度不足,宫廷赏赐不足,便又生出新名目。”

“百姓交了两税,还要和籴、和买、杂徭、进奉。于是两税法到后来,也被地方用坏了。”

赵怀安插了一句:

“法好而执行坏,最后仍是坏法。”

严珣躬身:

“正是。”

……

三司度支使吴玄章随后出列。

他与严珣同是管钱的人,可严珣偏重户籍田赋,吴玄章偏重国库、专卖、支出。

“臣愿言盐铁、漕运与中央财政。”

“安史以后,唐廷若无刘晏,恐怕撑不过去。”

“刘晏理财,不只是会敛钱。而是懂得盐利,转运,也懂得商人的。”

“盐是百姓日用,国家榷盐,利重而稳定。”

“刘晏使盐法不只靠强征,而是借商人运销,使官府得利,商人也有利可图。又整顿漕运、常平、仓储,使江淮之财可供关中。”

“所以大历以后,盐利一项便可支撑唐廷财政大半。”

“这说明什么?”

“说明唐后期朝廷已不能主要依赖租庸调那套田赋,而必须靠专卖和江淮转运续命。”

吴玄章声音略微加重:

“但这也说明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唐朝廷必要仰赖江淮之钱粮与转运,如此天下兴衰皆系江淮矣!”

“江淮有事,则天下有事,而望唐廷诸般大战,无不是围绕与江淮与运河,便可见一斑。”

“这是最可怕的。”

“所以朝廷治理如何都没用,只因腹心早已不在长安也!”

赵怀安明白这话的意思,用他的说法就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距离太远了,唐朝廷已经没办法规划太多的远期政策,几乎全被江淮,以及围绕江淮的藩镇给绑架了。

此时董光第出列补充:

“陛下,臣以为吴度支所言一点,臣深有感悟。”

“那就是商贾之心态。”

“商人怕税吗?怕,但不是最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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