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天南地北的精英们来到大学堂内学习四年,本身就会对彼此对朝廷,有深厚的认同和情感,这对于一个必然是广域疆土的大明来说,尤为重要。
所以,大学堂入学的主流一定是考试。
各道每年按名额保送学士来京,先由礼部学政司验明出身、履历、道学成绩,再统一参加大学堂入学试,此外向上的正途,也是绝大多数人成为帝国预备官员的唯一通道。
但大明同样不是完全不讲人情和功勋。
赵怀安不是那种嘴上说天下为公,实际上把跟着他出生入死的人全丢在一边的人。
大明能有今日,保义军元从、诸将、文臣、烈士、归义之人,都有功。
他们的子弟,如果有才,自然应该和天下士子一样通过考试;可若只是因为生在功臣之家,就完全没有照拂,那也不合人情。
更不用说,许多功臣在战场上死了,留下孤儿寡母。
他们父兄为大明拼命,朝廷难道连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都做不到?
所以大学堂章程里,专门设了功臣子弟名额。
这个名额不多,每年不过总额的一成。
来源包括开国功臣子弟、战死烈士遗孤、各军中立有大功而伤残退伍者、以及对朝廷有特殊贡献的实务人才。
他们不需要参加和道学学士同样的入学大考,但必须经过面试和基本测试。
所谓面试,不是走过场。
由大学堂祭酒、各科博士、吏部、兵部、礼部共同考察。
要看其识字算数,看其品行,看其志向,若完全不堪,也是照样不收的。
赵怀安作为帝王,时刻明白着一个道理“恩不可滥”,完全没有门槛的恩赐,本身就没有了恩。
而且,说到底,大学堂就是大明真正出人才的地方,对功勋子弟不严入,那后面岂不是和前朝的太学一样,成了勋贵子弟斗鸡遛鸟的乌瘴之地?
到时候,等那些寒窗苦读十余年的考生,通过层层考试才来到金陵,结果一抬头,发现旁边坐着一群不学无术的功臣子弟,那大明的最高学府不就成了笑话?
所以功臣子弟入学后,待遇可以略优,但考核一视同仁。
若一年三次考核不合格,便退回功臣子弟学舍另行教导,不许继续占大学堂名额。
当然,这样的人也不是没有出路。
有些功臣子弟读不进经义、算学,却骑射勇健,可以转入玄武湖武备大学堂。
有些不善读书,却懂营造、马政、军需,也可以转入相应实务学舍,也有出路,但肯定是不如京师大学堂出来的上限高。
同样,功勋之人本人也可以入学。
比如某个军中都头,战场上立过功,后来伤残,不能再上阵,但人聪明,识字,也有军中组织经验,这样的人可以入政法、师范、营建相关短期班。
这些人是不直接和考生们在一起上课的,而是作为官员短训班突击培养,好方便从军中转型为地方官员的通道。
还有一些州县干吏,虽然没有道学出身,却在清田、清仓、救灾、水利中做出成绩,经地方和都察院共同推荐,也可入短期仕学班。
这便让大学堂不只是少年读书人的路,也是大明现有官吏再训练的路。
这一点非常重要。
其实大明现在官员是挺多的,其中主要是从吴藩时代开始从基层培养上来的,这些人做事是肯定没问题的,但因为当时吴藩时代保义军的主要工作还是在军事建设上,所以对于官员的管理理论建设是几乎于没有的。
也就是说,此时大明的州县官吏做事,也是边干边学,有经验而无理论。
而若能到京师大学堂集中学习半年、一年,再回地方,能力便会明显不同。
这就是国家培训官员,旧朝也有官员入京听训,但多流于礼仪和名分。
所以可见在赵怀安规划的体系里,京师大学堂到底有多重要了。
而正因为如此,大学堂的经费全部都是由朝廷支出的。
这件事户部一开始很肉疼,因为京师大学堂的开销太大了。
校舍要修,藏书楼要建,各科院要设器具,水利科要有测量器,医药科要有药圃和病案馆,农政科要有试验田,营建科要有木石土工场,商舶科要有船模池和港务讲习所,师范科要有附属蒙学、县学样板,格物科要做实验更是个烧钱的地方。
此外,学生还要给津贴。
能入京师学堂的,基本是已经从道学上毕业的,可以称为学士了。
而凡正式入京师大学堂者,每月给膏火、口粮、纸笔、灯油。
贫寒者另给衣被。
外地学生抵京,可凭驿券半价乘船或住官驿。
这不是优待到无边,而是因为赵怀安很清楚,能入大学堂的,几乎都是大明的预备官员。
他们是国家花钱挑出来、训练出来、日后要派出去执行大明权力的抓手。
既然如此,就不能让他们一边读书,一边为了吃饭到处奔走。
更不能让贫寒学生因为没钱,在最该用功的时候去给富家子弟抄书、跑腿、做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