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怀安猛地提高声音:
“郎幼复奏疏里,郑文昌就用这话搪塞他!张右丞,你身为辅臣,竟也持此论?”
他手撑着御案,怒道:
“本王向来体恤你们,你们就这样回报本王的?”
“真当本王不杀人?”
三人全部都跪了下来,叩首请罪。
赵怀安继续道:
“积弊陋规如杂草,你不注意就会长出来,但长就长,一旦看见了,就要割!”
“杂草多了,就影响庄稼!”
“这个道理我不用再多说!”
“而现在,就是拔草的时候!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好生拔草!”
于是,赵怀安下令:
“王铎,罚俸一年,即日起开始内部自清自查!”
“吴玄章,罚俸一年,度支司拨款流程即日起整顿,抽扣陋规一律废止。”
“至于郑文昌、李茂等人,着锦衣社即刻拿问,严刑追赃,拟罪具奏。”
这个过程中,王铎、张龟年、吴玄章伏地不起,汗透重衣。
等赵怀安训话完毕,三人如蒙大赦,连连磕头:
“谢大王恩典!臣等必痛改前非,竭力报效!”
赵怀安摆摆手:
“下去吧。本王……想静静。”
三人躬身退出,步履跟跄。
殿内恢复寂静。
三日后,赵怀安又收到一封密奏,却是来自王铎的。
“臣右丞王铎谨奏:臣蒙大王训斥,日夜惶恐,思之再三,终有一言,冒死上陈。”
“大王天纵英明,自开府金陵以来,劝课农桑,修明政治,整顿军备,抚恤百姓,江淮粗安,此皆大王之功也。”
“然臣观大王近日所为,有求治过急之嫌,恐非社稷之福。”
“何以言之?大王闻工司之弊,即召臣等严责,罚俸降权,拿问查办,雷厉风行。此诚大王嫉恶如仇、励精图治之心。然治国如烹小鲜,不可频翻;理政如抚琴瑟,不可骤急。”
“工司之弊,非一日之寒。”
“采办回扣、拨款抽扣、监察收礼,此风千百年来便是如此,反而我藩因人心向上,多方监察,已是最明。”
“而大王欲一朝革除,其志可嘉,其行难成。何也?官吏久习陋规,视之为常;一旦禁绝,必生怨怼。怨怼既生,则阳奉阴违,敷衍塞责,甚或勾结舞弊,变本加厉。此非惩贪,反助贪也。”
“昔汉宣帝时,太子刘奭劝宣帝“宜用儒生’,宣帝斥之:“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此言深得治国之要。”
“乱世用重典,然重典需有度。”
“若一味严刑峻法,使官吏终日畏怵,则必不敢任事,不敢建言,不敢作为。如此,则大王虽独劳,而诸臣皆怠,政事必壅。”
“臣闻大王常言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此固诚言也,非诚事也!”
“文官亦人,需养家糊口;武官亦人,需功名利禄。”
“若只以诚言苛求,而不顾其实际,则贤者避退,小人钻营。今工司之弊,非独郑文昌等人之过,亦制度之失、时势之迫也。”
“臣恳请大王:惩贪腐,宜循序渐进。”
“先明制度,定规章,使官吏知所遵循;次严监察,重审计,使贪墨无所遁形;再施惩戒,分轻重,使人心畏服而不怨。”
“如此,积弊可渐除,吏治可渐清。”
“若操之过急,如烈火烹油,虽一时痛快,然恐伤及根本。大王欲成尧舜之业,当有尧舜之耐心。伏乞大王三思。”
奏疏很长,王铎引经据典,言辞恳切。
说实话,在刚刚被训斥后,还敢继续上书劝谏的,满吴藩上下,唯王铎一人。
王铎是最早跟随赵怀安的人,也一直担任保义军大管家的角色。
他对保义军和赵怀安的事业,忠诚自不用说。
而他又明白赵怀安的为人,所以他敢上言,因为他觉得除弊是对的,清查也是对的,但他就怕赵怀安想得太大了,心思太急了。
但这份拳拳之心又太容易被理解为怨愤对抗了,恐怕也就是王铎晓得大王为人,晓得大王晓得他的为人,才敢冒死上书。
而赵怀安看完后,只有一声叹息。
王铎的劝谏,其实就是赵怀安一直想的,只是自己一直没和这个老部下交过底,所以他才有此忧。他岂能不知人性?岂能不知一切制度最后都要落在人身上!
甚至有时候出了弊了,他也没想过是制度的问题。
就比如如果是别人,在看到刚成立的督察御史体系就出了蠹虫,早就顺便改制了。
但赵怀安却没有,因为他晓得,制度要稳定,人事归人事,任何制度下,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不是监察御史制度不行。
反而,因为有了这内部监察,刀口向内,那些部门才会想着贿赂一番,以为人情。
他感叹的是,作为管理者,是真的太难了。
无论是王铎、郎幼复,还是张龟年、吴玄章等人,他们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符号,好像只有一个忠,一个才就概括了。
实际上,就拿郎幼复来说,他做的事情,真让赵怀安都不晓得该怎么评。
但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没有一以贯之的道理,也没有一以贯之的人!
只能关关难过关关过,人人难处慢慢处。
为上,不易,为下,更不易。
但更不易的是,二者能相互理解彼此,即便只有一丝,却都是那么难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