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时三刻,杜宗翰的步辇准时停在州衙门前。
他一身簇新的市舶司官服,面带矜持笑容,与相熟的幕僚打着招呼,缓步走入,只带了四名贴身随从。其实,杜宗翰心中确实有些嘀咕,这杜琮来了扬州第一天开衙,什么事都还没干,就找自己聊海贸的事?
难道大王是觉得海贸太挣钱了?也想组织船队分一杯羹?
说实话,杜宗翰还真觉得霸府是不该插手这海贸的。
在他看来,海贸天生就不适合官府参与。
海贸固然是暴利,但风险极大!
一艘能远航日本、南洋的大海船,造价动辄数千贯,加上招募水手、置办货物、沿途打点,一次出航的本钱就可能上万贯。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海上风浪无常,飓风、暗礁、迷航,随时可能船毁人亡,血本无归。
海盗劫掠更是家常便饭,东南沿海、哥罗以东,大小海寇多如牛毛。
官府若组织船队,固然可以凭借武力减少海盗风险,但天灾却无法避免。
一旦官船队遭遇重大损失,亏的是国库,是军费,是民脂民膏!到时候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而民间海商,用的是自己的钱,或者集资的钱,亏了是自己承担,官府顶多损失些税收。
让民间去承担风险,官府坐收关税和市舶之利,才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还有就是官府办事,讲究程序、层级、制衡。
一艘商船从筹备、采购、装货、出航到回港销售,需要快速决策、灵活应变。
看准了南洋香料涨价,就得立刻备货启程;听说日本缺某类瓷器,就得马上调整货单。
民间商行,家主一句话,下面就能执行。
可要是官办船队呢?层层通报,层层下达,然后再采购货物,又是一轮!
等几套流程走完,市场行情早变了。
而且,官营必然伴随冗员、贪墨、低效。
毕竞这海贸再挣钱和你一个官吏有什么关系?挣钱的也是官府!
所以干事的水手会出工不出力,管理的官吏也只能中饱私囊来获得利润。
最后算下来,官府走海贸的利润可能还不如抽税来得高。
其实,海贸繁荣,靠的是成千上万海商、牙人、水手、工匠、货主的共同参与,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活跃的产业。
而官府若以强势身份直接组建大船队,必然会用全力垄断最好航线、最优货源、最强武力。短期内或许能赚大钱,但长远看,必然挤压民间海商的生存空间,导致大量中小海商破产。而这就会直接导致依附于海贸的一整条产业迅速萎缩,最后就只剩下官办的船,官办的船厂,一切都只剩下官办。
但官府造船,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初期上头看得紧,质量还能保证,但只要长了,监管必会薄弱,质量更是无从谈起。
反而是需要靠订单存活的中小船厂,不用你催,他自己为了活命,也会卖命去干。
此外,当一整条海贸的配套产业能被激活,那就带动整个税基的扩大。
所以霸府真正聪明的做法是把产业做大,定好税,提供安全和仲裁,这样才能细水长流,越收越多。而且一点风险不冒,坐在港口就把钱挣了!
其实你别看他杜宗翰贪得多,但对海贸的眼光是独到的,他把海商当成是下蛋的金鸡,不像广州那边是杀鸡!
所以虽然蕃商们来扬州要给各种孝敬,但来扬州的外船是越来越多,原因就在这。
还有一点也是霸府需要考虑的。
那就是海贸不仅仅是生意,还涉及与各国的关系。
民间商人往来,是民间行为,出了纠纷可以推给私人船主,霸府居中调停,也有回旋余地。可若是官办船队,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吴王的意志。在外国港口与当地豪强冲突,那就是政治问题了。如今吴藩根基未稳,大业未成,实在不宜在海外还搞得焦头烂额。
就挣钱好了!
当然,这些都是杜宗翰明面上能说出的理由,实际上还有个理由是说不出口的,且也是他反对霸府插手海贸的最大原因。
现在吃海贸这碗饭的,已经很拥挤了!
包括他杜宗翰、陆氏这样的豪族、各大海商、牙行、乃至水师中某些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彼此心照不宣的利益网络。
大家各取所需,虽有摩擦,但大体平衡。
可大王若突然想亲自下场分最大一块饼,那这个平衡就要被打破了,是要触动无数人的既得利益的。到时候,明里暗里的抵制、阳奉阴违、甚至更激烈的反抗,恐怕难以避免。
他杜宗翰作为现有体系的重要一环和实际上的受益者,自然不希望看到这种变动。
维持现状,他才能继续安稳地坐在市舶司长的位置上,收他的年敬,享受他的富贵。
杜宗翰心中转着念头,想着:
“所以这事还是要顶回去的。”
“当然,这可能也就是杜琮自己的想法,这人新官上任,总是想做出点成绩的。”
“也许看了海贸的利润,这才昏了头想插手!”
“无妨,见招拆招便是。海贸的难处和道理摆在那里,我只要说得在理,杜琮也不能如何。毕竞,大王还要靠海贸赚钱充作军资呢。”
想到这里,杜宗翰定了定神,脸上重新挂起那矜持而自信的笑容,迈步走进了州衙偏厅。
偏厅内,杜琮已备好茶点。
见杜宗翰进来,起身寒暄两句,便切入正题,开始谈起金陵可能要对市舶司进一步授权,看是否再能提高现有的关税。
听到这事,杜宗翰心里大喜。
当官的哪个不想手里的权力越来越大,管的事越来越多,下面的人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