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真死后,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钱龙锡等人最初的预料。他们本想借着斩首立威、以儆效尤,却没料到这一刀下去,反而激起了更多人的反抗。
短短半个月内,常州冒出了新的天公将军,苏州有了,杭州有了。一个个“天公将军”接二连三地冒出来,像是春天雨后田埂上疯长的野草,压也压不住,拔也拔不尽。
他们喊着“杀奸商、诛贪官、分粮食”的口号,在各地砸毁纺织作坊的蒸汽机,抢夺米铺粮仓,焚烧牙人的宅院。
江南非但没有因此平静下来,反倒像是被掀开了盖子,滚水四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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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让江南士绅感到脊背发凉的,这股风潮快速的蔓延到整个江南。
四月中旬,江西行省广信府传来消息,当地的矿工发动了起义,数千人占据矿山,杀了矿主,扯起了义旗。
紧接着,湖广永州府的矿工也揭竿而起,与当地的天公将军遥相呼应。
江南的腹地仿佛被一把无形的火从内部点燃,到处都是升腾的浓烟。
街头的流民越来越多,米价还在涨,工厂还在关,落榜的童生、失业的工匠、失去土地的佃农,这些人汇聚在一起,就像一片干透了的大草原,只消一颗火星便能燎原。
而那些自称天公将军的人,正是那一颗颗不断落下的火星。
金陵城里的士绅们开始慌乱起来。他们在联省盟约的大会上争吵不休,有人主张大力镇压,有人主张招安安抚,有人干脆闭门不出、只当没看见。
可无论他们如何争论,江南的硝烟并没有因此散去,反而越烧越近,金陵士绅已经感受到这把火要烧到他们自己身上。
天子的大军还没渡过长江,江南自己便先乱了。而这一天,距离钱龙锡们期待的“一年喘息之机”,才刚刚过去了不到半个月。
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下旬,南京,武英殿。
阳光照进大殿内,却驱不散满屋子压抑的沉闷。江南各行省的上百位士绅代表齐聚一堂,本该是一场商讨大计的重要会议,此刻却人人眉头紧锁,气氛压抑。
天子的大军还隔着长江,可江南自己却先一步烽烟遍地天公将军从金陵蔓延到苏州、常州、杭州,矿工在江西广信府和湖广永州府先后举事,处处起火,四面楚歌。这个打击,比朝廷大军压境还要让他们措手不及。
韩爌难得硬气了一回,站起身来,目光如刀般扫过在座的焦尊生、高世泰等人语气严厉:“江南何以至此?粮价飞涨,百姓活不下去,才会跟着天公将军造反!《粮食法令》给老夫废除,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粮食价格必须降回一石五钱!让百姓能买得起米,吃得上饭!”
钱龙锡也沉声道:“粮价的确高得太离谱了。再不降,别说天公将军,连城中良民都要揭竿而起。此事不能再拖,必须立即推行。”
其他行省的士绅代表们相互交换了几个眼神,有的冷眼旁观,有的暗暗幸灾乐祸。
对他们来说,南直隶的粮市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北方旱灾连年,朝廷大量购粮北运,他们就算不把粮食卖给南直隶,也可以卖给北方。
而且南直隶这班人平时仗着本土优势,把粮价炒得居高不下,还牢牢卡着外地粮商不准入境,他们看着金陵的高粮价,但却吃不到一口,内心也有一股怨恨,如今闹出乱子来,也该让他们尝尝苦头。
焦尊生、高世泰等人见自己犯了众怒,无奈只能低头应道:“我等回去便想办法,将粮价压下来。”
侯恂见气氛稍缓,便将话题转向第二桩要务:“粮价之事暂且按下。眼下当务之急,是湖广的左良玉,还有湖广南部和江西广信府的矿工叛乱。这两处若不尽快平息,火势必然蔓延至整个江南。”
提到出兵平叛,殿内又陷入了扯皮不休的局面。出钱出力打左良玉,谁都心疼自家的乡勇和银粮。
经过一番拉锯式的争论、讨价还价和相互威胁,最终勉强达成协议:由四川、广东、广西三省共同出兵,湖广士绅配合出钱出粮,围剿湖广境内的左良玉部和南部旷工造反。
江西行省则由钱龙锡亲自挂帅,统领四万大军,镇压广信府的矿工起义。
吴伟业看准时机,出列拱手道:“诸位,江南如今不缺兵力,缺的是一个统一的指挥,以至于我等一盘散沙,连左良玉这个小贼寇都难以剿灭。
我提议,推举钱阁老为江南联省盟约督师,统领江南所有军队,统一调度、统一指挥,方能应对眼前的危局。”
此言一出,殿中众人哗然,纷纷交头接耳讨论。这些年钱龙锡一直以坚决反对皇权、力主联省自治的姿态示人,在江南士绅当中积累了不少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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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四方烽火,各行省各怀心思,若没有一个能服众的统帅,只怕不等天子过江,江南自己就先四分五裂了。思来想去,也似乎没有比钱龙锡更合适的人选。
于是,在一片权衡利弊后的沉默与低语中,众人终于点头应允。
钱龙锡被推举为江南联省盟约督师,统辖各行省乡勇新军,全权负责江南的平叛与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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