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起身,拄着拐杖,扫视满堂子孙,“明日,老三去县衙献上田籍。杨家所有的隐田,一律造册上报。昌平州要补六年税,老夫交。六年,该交多少交多少。从今日起,杨家的土地,以五十亩一份,分给各房各户,造册登记,以后按新田法交税,谁名下的地,谁交税,告诉族人,得了地,以后上了战场,就要为国栋卖命。”
杨斌急道:“爹!您这是干什么?家业不要了?日子不过了?杨家上百年的基业,就这么分掉?以后族人谁还听我的?”
杨老太公拐杖重重顿地道:“蠢货!你懂什么?国栋在乾清宫当差,皇太弟把南洋封国的事都告诉了他,这是把他当心腹!几亩地算什么?
你以为皇太弟会在乎你那几千亩隐田?他在乎的是把新田法推下去,是让九边将门把心思从土地上转到辽东战场上去!
你死死攥着这几千亩地不放,国栋在乾清宫怎么擡头?杨家以后还怎么出人头地?”
杨斌被骂得脸色涨红,嘴唇哆嗦,却不敢再顶嘴。
杨国栋跪下,重重磕了三个头,声音哽咽:“多谢祖父!孙儿向祖父保证,一定努力建功立业,让杨家封爵建国!”
杨老太公扶起孙子,拍了拍他的肩膀道:“祖父能帮你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后面的路要靠你自己闯了。”
朱由检也只是学习后世的故智,把在直隶附近的干清宫郎官招来,先让他们看南洋的地图,指出自己占领的地盘,哪些地盘有多大,而后制定了五等爵位制,告诉他们以后只要建功立业都有可能封爵,青年人本来就充满朝气,现在殿下已经把爵位给放出来了,这些郎官都认为自己能建功立业,自然不在意家里的些许田地。
于是他们纷纷回家,去劝说他们的家人,按照新田法做。
分地的消息传开,杨家庄的农户哗然,而后激动无比,每个人都跑到祠堂向杨老太公保证,以后上了战场,必定不让敌人伤了国栋一根毫毛。
翌日,杨老太公在杨家祠堂召集族人,按户分田,同时派自己三儿子杨仁把田籍上交县衙,分完地之后,杨国栋带着20个族人返回京城。
天启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固安县,县衙。
秋日的阳光透过县衙的朱漆大门洒进前院,照在青石板铺就的地面上,明晃晃的。
自打昌平州的事传开后,固安县的士绅们就像被捅了的马蜂窝,嗡嗡地往县衙跑。这不,一大清早,县衙门口就排起了队,不但士绅前来,甚至那些中小地主也神情慌张的前来。
不来不行啊,没有田籍,自家的地就要被朝廷没收了,昌平的事,传的有鼻子有眼,自耕农都被吓到了,先带着自家的地契来县衙问问清楚再说,可不要田地没了,到时候连哭都没地方哭啊。
刘老太公是第一个到的,六十多岁,穿着一件挂着补丁的绸袍,拄着拐杖,身后跟着两个本家子侄,也难为他能找到一件打补丁的衣服。
刘家在固安县经营了百年,家族有一个举人,五个秀才,名下田地五千余亩,按理来说是不用交税的,这是大明的常态,谁家不是这么干的?
可如今,昌平州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刘家被抄了,徐家被流放了,他不敢赌。
“刘老太公,您来了。”梅应卜坐在正厅,手里拿着毛笔,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田籍册子。
刘老太公走进来,抱拳行礼道:“县尊,老朽家里的田,这些年……咳咳,开拓了一些荒地,忘了及时上报田籍。今日特来补报,今年的秋粮,也一并足额缴纳。”
梅应卜点了点头,没有追问,更没有为难。他转头对身旁的主簿徐有庆说:“徐主簿,给刘老太公登记。今年新田法还没实行,按旧制收粮,老太公家该交三百石。”
徐有庆接过刘家人递过来的田册,提笔记录。
刘老太公松了口气,随即又试探着问道:“县尊,那明年……明年新田法实行,当真要收三成?老朽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这么高的田赋。这……这简直是官逼民反啊!县尊能不能求求殿下,降一降税?三成太高了,我们种地的哪里还有收益?”
梅应卜放下笔,不紧不慢地说:“老太公,您若觉得三成太高,可以把田产分给族人。一户百亩以下,田赋只收一成,而且新田法施行后,丁银、徭役、杂泛差役,一切摊派全免,您算算账,是现在划算,还是分田划算?”
刘老太公张了张嘴,终究没说出话。丁银、徭役、杂泛差役这些哪里轮得到他刘家头上,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又何谈好处。
分田?那不等于把家产分光?
他苦笑一声,拱了拱手,拄着拐杖慢慢走出了县衙,要再想其他的办法,保住土地,不然三成的税收这是要把人给逼死。
一个上午,梅应卜接待了十几位士绅,说辞如出一辙——“这两年开拓了新田,忘了上报”。
梅应卜也不点破,照单全收,只叮嘱一句:“今年的秋粮,三日内缴清。”
士绅们连连点头,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他们心里清楚,补税是小事,新田法才是真要命的事。可皇太弟连兵变都镇压了,他们还能怎样?胳膊拧不过大腿,认了吧。
同时他还接待上百个自耕农和小地主,先安抚住他们,告诉他们放心,朝廷不会要他们的地,而后告诉他们新田法的好处,只要不超过百亩,就只用交一成的税,后面的徭役丁银全没有,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服三年的兵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