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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9章墨学组_当差之前,先做东家背调

有产社、大同社、振兴社、香山学社,四社联手,派了几十名记者跟着赈灾物资南下山东。这些年轻人大多是秀才功名,有的甚至有举人功名,他们年轻气盛,不怕官,不怕权,不怕得罪人。他们什么都敢看,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地方出了不平事,他们都敢管,都敢写。

山东的官员们一开始根本没把这些毛头小子放在眼里。赈灾嘛,老规矩了。朝廷拨下来的银子,巡抚留一份,知府留一份,知县留一份,师爷、衙役、胥吏层层过手,到了灾民手里,能剩一成就不错了。

朝廷拨下来的粮食,先被官员瓜分一遍,再被衙役瓜分一遍,然后被当地的大族拿去换成陈粮、霉粮,甚至掺了沙子的米糠,再拿去“赈济”百姓。

这是官场的惯例,几百年了,谁不是这么干的?谁觉得这有问题?

有产社的记者们觉得有问题。

一个叫吴振声的年轻记者,在兖州的一家客栈里,无意中听到隔壁房间几个衙役在喝酒吹牛,说这趟赈灾“油水足”,“光粮食就捞了上百石”。

他当即把这事写成了报道,发回了《大明青年报》。轰动了整个京城,京城的百姓第一次知道朝廷的赈灾款就是这样被贪墨的。

这些记者像一群嗅觉灵敏的猎犬,哪里有贪腐,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深入乡村,走访灾民,翻看赈灾粮的账簿,核对每一笔银子的去向。

灾民们不敢说的,他们替灾民说;灾民们不敢告的,他们替灾民告。

报道一篇接一篇地发回京城,四大报刊几乎每隔几天都有山东赈灾黑幕的新闻。

京城舆论大哗,京城的百姓、读书人都纷纷咒骂那些贪官污吏,内阁坐不住了,天启也坐不住了。派了巡按御史下去,一查到底。

短短两个月,山东六府被罢免、查办、下狱的县令、知府、同知、通判,多达二十余人。当地的豪强大族,也有一大批因为侵吞赈灾粮款被抓。

大明的官员们对这些“白衣御史”深恶痛绝。可这些年轻人不在乎,他们看到自己的报道让贪官落马、让百姓得救,更加坚定了用自己的笔来监督官场的决心。

当然山东赈灾这点事,跟辽东之战比起来,只能算个小热点。

辽东之战,才是真正牵动京城百万民心的大事。从初夏到深秋,京城的百姓每天都在关注前线的消息。海州大捷,辽阳大捷,兵锋直指沈阳,眼看就要收复辽东,举国欢腾。

茶馆里的说书先生把孙承宗说成岳武穆再世,把马世龙的车营说成天兵天将,把毛文龙的东江镇说成海上长城。

然后,消息传来——辽阳丢了。后路断了,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整个京城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冰水。茶馆里的议论从“何时收复沈阳”变成了“谁该为这场败仗负责”。最先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是首辅高攀龙。

首善党的人说,战前定的策略就是打到辽阳为止。是东林党人非要乘胜追击,才酿成大祸。没有高攀龙的撺掇,天子不会改变主意,孙承宗也不会贸然北上。

齐党、楚党、浙党也趁机落井下石,说东林党误国误民,好大喜功,把几万将士的性命当成了政治赌注。

就连东林党内部,也开始有人对高攀龙落井下石了。对江南的士绅来说,辽东离他们太远了,女真人的铁骑再厉害也打不过长江。

可信王不一样。信王的大明皇家海贸商社,一年赚五百万两银子——江南的士绅一年就因此损失五百万两。信王的天津卫纺织业,一年产七百万匹布,抢了京城市场不说,还返销到江南。棉布、印染、运输、销售,整个产业链加起来,一年产值超过三百万两。一里一外,江南一年损失八百万两银子。

这笔账,江南的士绅们算得清清楚楚。他们支持东林党,是要东林党替他们维护利益,不是要东林党去辽东打仗的。

高攀龙放着信王这么大的敌人不去对付,非要跑到千里之外去跟女真人死磕,还把家底赔了个精光。

江南的士绅们不干了。他们纷纷撤回了对高攀龙的支持,转而扶持钱谦益、钱龙锡这些东林党的少壮派,甚至有人开始把宝押在守住了广宁的袁崇焕身上。

高攀龙成了孤家寡人。所有人都想驱逐他,包括东林党。他几十年积累的威望,随着这场大战烟消云散。又不能维护江南士绅的利益,霸占着首辅和东林党魁首的位置,已经影响到其他人的进步。

交换俘虏的谈判结束后,舆论彻底倒向了另一边。八石粮食换一个士兵,这个价格被东林党的对头们大肆渲染,说高攀龙对外软弱,丧权辱国。

连他当初“信王就藩”的提议,也被翻出来说成是“排除异己,打击忠良”。

十一月二十日,高攀龙再次上书告老还乡。这一次,没有人挽留。天启帝甚至不愿意做做样子,给他一个体面的致仕。

没有内阁学士的头衔,没有太子太保的虚衔,没有荫一子的恩典,连五十两银子的路费都没有批。就这么让他走。

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永定门。

天刚蒙蒙亮,寒气刺骨。一辆破旧的青帷马车停在门外,车夫缩着脖子,不停地搓手。高攀龙拄着拐杖,望着这座他待了几十年的京城,沉默了很久。

他还记得一年多前,邹元标走的时候,虽然落魄,却还有人送。如今他走,连个送行的人都没有,他现在的感受就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失落到极点。

一个仆人提着包袱,站在他身后,小声说:“老爷,该走了。”

高攀龙点了点头,最后看了一眼永定门城楼,转身弯腰上了马车。车帘落下,车夫扬起鞭子,马车缓缓驶出城门,沿着官道向南而去。车轮碾过冻硬的土路,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马车消失在官道尽头。

永定门前的车马依旧络绎不绝,没有人注意到一个老人的离去。曾经叱咤风云几十年的东林党领袖,就这样落魄地、孤零零地,离开了这大明的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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