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费的标准很快公布:水利纺纱机,按锭子收费,每个锭子一年三分银子;纺织机,按收费,一一年三两。这笔钱分散到每匹布上,微乎其微,可架不住江南的纺织规模大、布商多。
当然这笔钱如果让他去收,还要一家一家去收,那肯定极其艰难,而且很花时间。
但他来自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的好处就是什么信息都有。他很快就想到了收这笔专利费的方法了。
学他的前辈,哦不,现在应该说是后辈瓦特,把收费的权利委托给其他有权有势的地头蛇。
他当即写信给南京镇守太监,苏州、杭州、常州三大织造局的镇守太监,还有魏国公等金陵勋贵,请他们帮忙代收专利费。
收到的银子,三七分账。
江南的镇守太监和勋贵们,平时没有条件,都要想办法从商人身上榨银子。
如今信王给了他们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哪里还会拒绝?
于是,江南布商们的好日子到头了。织造局的太监带着税丁上门,拿出信王的授权文书,照着纺纱机的锭子数,一个一个数,一张一张收。
勋贵们的管家也不甘落后,派了账房先生坐在布庄门口,不交专利费,布匹别想出厂。
江南的布商们天天咒骂朱由检,可骂归骂,该交的钱一分也不能少。
有人寻思着找关系把信王扳倒,可信王背后的北方勋贵集团和宫里的关系,哪是他们能撼动的?
更不要说高攀龙这些人现在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辽东大战上,哪里还有时间管这所谓的棉布大战。
江南纺织商因为专利费被折磨得哀嚎不已。
而徐文爵他们是利益的受益方,自然不可能站在江南布商一边。
画舫继续在运河上缓行,两岸的景色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过了纺织厂那片热闹的厂房区,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开阔的农田。田里的麦苗刚返青,绿油油的,在春风中摇曳。
徐文爵端着酒杯,正和汤国祚、常胤绪聊着金陵的趣事,忽然听见岸上传来一阵嘈杂的喊叫声。
三人循声望去,只见一群农夫手持锄头、扁担,从田埂上追着两个人跑。那两人三四十岁的模样,穿着青布短褐,跑得鞋都掉了,狼狈至极。
眼看就要被追上了,两人一咬牙,扑通跳进运河里,奋力朝河心游去。
“奸商,下次再敢来我们村,我打断你们的狗腿!”岸上的农夫追到河边,为首一个穿着绸袍的青年指着水里大骂,追不上,只能丢下一句狠话,带着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两人在水里扑腾着,常胤绪站起身,走到船舷边,吩咐家将:“把绳子和竹篙扔下去,拉他们上来。”
家将们七手八脚把人捞上来。两人浑身湿透,冻得嘴唇发紫,头发贴在额头上,狼狈得像两只落汤鸡。
他们在甲板上站定,喘了好一会儿,手忙脚乱地把湿衣裳拧干些,勉强整了整衣冠,抱拳行礼。
“在下邓明,这位是卢安,多谢三位公子救命之恩。”邓明年长些,面带书卷气;卢安则一脸敦厚,手上满是老茧,像是常年做活的工匠。
徐文爵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眼,来了兴趣,靠在船舷上笑着问:“你们做了什么,惹得那些村民要往死里打?”
邓明苦笑,叹了口气:“我们俩在天津卫开了家钢铁厂,专门制造铁钉、铁锚、铁链,供应造船厂。这两年生意好,想扩大生产,可人手不够,就想着到村里招些工人。哪知道,刚进村就被那些乡绅打了。”
“招工而已,在江南是常事,不至于把人往死里打吧?”汤国祚端着酒杯走过来,满脸不解。
卢安苦着脸,撸起袖子擦了一把脸上的水,语气里满是无奈和委屈:“公子有所不知,天津卫的情况和江南不一样。前两年辽东沦陷,大量难民涌进这里,那时候人多活少,招工容易。
可这两年,信王在天津卫开了多少作坊?建了工业区、大古纺织厂、钢铁厂、造船厂、水泥厂,哪家不要人?
再加上信王每年往东宁岛移民几万,现在天津卫不是人多,是到处缺人。村里连三成地租都招不到佃户了,我们想来招几个工人,却没想到差点被当地的士绅打死。”
“三成地租都招不到人?”汤国祚吃了一惊,酒杯差点没端稳。江南的土地肥沃,上等田的地租动辄六七成,三成地租在江南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
邓明点头道:“可这里就是三成也招不到人。农户宁愿进城做工,或者报名去东宁岛垦荒,也不愿留在村里种地。那些士绅老爷们急得跳脚,把火都撒在我们这些招工的人身上。”
上个月有个乡绅跑到砖窑厂去抓人,人没抓到,反而被信王判赔了近百两银子,成了天津卫的笑谈。还有人把这事编成了故事,叫什么《贤王主持公道,恶绅自食恶果》,茶馆里都讲了好几回了。”
徐文爵听完,哈哈大笑,拍着船舷:“有趣,有趣!看来这天津卫不但繁华,还异常热闹。”
邓明和卢安换上了家将找来的干衣裳,千恩万谢。船靠了岸,两人拱手告别,匆匆消失在人流中。
画舫继续前行,大沽镇的轮廓在眼前愈发清晰。徐文爵望着岸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忽然感慨了一句:“信王此人,真是让人又恨又佩服。他赚钱的法子,咱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常胤绪端着酒杯,漫不经心地说:“管他呢,跟着他赚钱就是了。”
对面船舱里,徐文爵靠着窗,望着远处那座灰白色的城池,想起方才那两个招工差点被打死的工匠,想起那个判了乡绅赔钱的“贤王”故事,这天津卫真是热闹无比。
船在大沽码头靠岸时,已是午后。
徐文爵、汤国祚、常胤绪三人下了船,沿着水泥路往镇子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