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过水的尸体和牲畜腐烂,瘟疫跟着就起来了。
侥幸活着的人大多失去了房屋、存粮和农具,只剩一身破衣。
当时朝廷确实派了使者赈济,但政和年间国库空虚,蔡京一党把持朝政,赈灾钱粮经层层盘剥,到百姓手里往往只剩稀粥。
更多灾民只能往外逃。
南去大名府、东京城,或者往西进太行山。
路上饿死、病死的不可胜数。
后来不少州县在城外设“粥场”,但粥稀得能映出人影,据说有人挎着空碗排队,等不到轮到自己就先倒下了。
第二年春天,官府开始催促流民返乡复业,理由是“不归者田产充公”。
许多人在外地活不下去,只好拖家带口回去。
但家已经没了。
朝廷虽然拨了“庐舍钱”和种子,但地方胥吏借机勒索。真正领到牛具、种粮的,多是跟里正、押司沾亲带故的人。
一般农户只能向富户借高利贷买种子,利息动辄“倍称”。
地里还到处是堿花,水泡过的地几年都种不出好庄稼。
头两年种的麦子,稀稀拉拉,收成不到平常的三成。
更无奈的是,朝廷的赋税没有全免,只“倚阁”(缓征)一两年。
缓征期满,往年积欠和当年新税一起压来,催税差役天天踹门。
很多农户被迫把仅剩的田产典卖给豪强,自己沦为佃客。
当时河北路土地兼并极其严重,豪民大户乘灾低价收地,
“今日之灾,实为富家之福”,说的就是这个。
但更绝望的不是这个,百姓们吃不上饭也就罢了,干活还是要干的。
大水冲毁了黄河堤防和许多地方官道、驿舍。接下来的几年,官府不断征发民夫修河堤、筑埽岸。名义上是“以工代赈”,但实际上很多民夫是自带干粮去的,口粮还常常被克扣。
河北路的壮丁,春天忙着补种,秋天忙着修堤,冬天还要转运粮草到边境,
因为河北是抗辽前线,军需赋役从未停过。
不少人家因此“男丁不敢在家”,有兄弟的轮流出役,家里只剩妇孺老人。
妇女白天带孩子拾柴挖野菜,晚上纺麻织布,织出来的布还要拿去换钱交“免夫钱”(逃避劳役的折纳)。
在这种境况下,一个村子有时连一碾磨都凑不齐。
老百姓的日常饮食变得极其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