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立即追问,伦敦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把刀。
“当然不是。”约瑟夫·贝尔回答,“但我的工作,是判断这把刀能否造成那些伤口,那么结论很明显——它可以。”
律师看没能让他承认检查有误,就转而强调,没有人在凶案发生时,看见德鲁伊特拿刀站在死者身旁。
随后呈上来的指纹照片,却让他的辩护陷入了困境当中。
阿方斯·贝蒂荣把匿名信上的指纹放大,与德鲁伊特名片上的指纹并列,逐一指出两者的纹路足足有十多个相同点。
辩护律师质疑经手信纸的人太多,阿方斯·贝蒂荣说明了收信人、办案警察以及其他嫌疑人的指纹,都已经提取、比对过了。
他甚至把这些人的比对照片也带到了法庭上,谁碰过信,留下的是哪一枚指纹,都可以当场查看。
陪审员轮流看过那些放大的照片,德鲁伊特则在被告席上,频频给自己的律师递便条。
可等到那只装着半颗左肾的玻璃瓶被呈上法庭,他的脸色终于变得苍白起来。
那是警察在搜查他住处时找到的,被保存在福尔马林液当中,埃多斯被人取走的,恰好也是左肾!
负责搜查的警察说明了发现它的位置,参与检查的医生则确认,瓶子里的东西确实是人的肾脏。
这个时代虽然没有DNA技术,可一个靠教学生打板球补贴收入的律师,为什么要藏着这种东西?而且还是半颗?
此前,几位记者已经在宣誓后,复述过被捕当晚德鲁伊特说的那些话——他亲口炫耀过,子宫和肾脏都是自己取走的!
更关键的是,他当时差点脱口出的那句话,几乎坐实了“詹姆斯·邦德”现场对他“吃掉了肾脏”的指控!
现场采访的记者很多都参与当晚的行动,他们把当天的笔记本全都带来作为物证。
柯南·道尔也出庭讲述了诱捕经过,包括自己怎样扮成一个醉酒的女人,被德鲁伊特带到暗处,又怎样在同伴出现时脱身。
至少十多家媒体拍下的照片上,德鲁伊特和他手里的凶器,看得一清二楚!
德鲁伊特患有和母亲一样的精神病也被辩方提了出来,试图能让陪审团同情。
但弗洛伊德却在证人席上说出了一个冷酷的答案:“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杀人会受到惩罚。”
德鲁伊特不仅会冷静地选择地点,还会聪明地避开巡逻,甚至能想方设法把罪名推到别人身上,这些都证明他在行凶的时候是理智的,并且在那时毫无悔改之意。
至于那些对于父亲、兄弟和妓女的愤怒与怨恨,显然不能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律师肆意杀人的借口。
但即便证据充分,最后轮到德鲁伊特为自己陈述时,他仍然不肯认罪,而是继续试图用花言巧语为自己辩护——
“我承认,我去那里找女人,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到那种地方带一把刀防身,就足以证明我是凶手了吗?”
他又说自己受到一群暴徒围攻,才会在激怒之下胡言乱语,那些记者受索雷尔邀请而来,当然是为了耸人听闻而胡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