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从咖啡馆一直争到大学课堂,也出现在法国和英国的几十份报纸上。
《费加罗报》的一名评论者认为,小说真正批判的是杰克那种无法无天的暴君;只要成年人及时出现,仍然可以重新建立秩序,所以读者不必因此对制度失望。
《正义报》反问:如果秩序能阻止暴力,为什么军官要佩戴手枪?如果成年人已经摆脱野蛮,那艘军舰又准备去做什么?
一名英国退役军官给《康希尔杂志》写信,指责莱昂纳尔把皇家海军与一群发疯的孩子放在一起比较,是对军人的侮辱。
第二天就有另一名读者回信,说自己也在皇家海军服过役,认为真正的侮辱是掩盖战争的残酷,甚至将它神圣化。
争论很快超出了小说本身。
能召集众人的海螺代表规则,但最后没有人愿意遵守;能够生火的眼镜代表理性,最后却被最野蛮的一群人抢走了。
有人因此结论:索雷尔认定暴力才是人性的底色;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只要条件合适,都会回归这种底色。
另一些人并不同意,他们认为拉尔夫、西蒙、猪崽子分别代表人性对秩序、责任和理性的坚守;如果人类内心只有黑暗,这三个人早就顺从杰克了。
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一次,再没有法国读者因为故事发生在英国孩子身上沾沾自喜。
早先有人说,只有粗鲁的英国男孩才会变成野蛮人;可现在再说这种话,旁边的人只要拿起当天的报纸,就足以让他闭嘴。
巴黎的媒体上仍然满是“勋章丑闻”的新消息。
利穆赞夫人的账本、卡法雷尔将军的证词、安伯爵的往来信件、丹尼尔·威尔逊设在爱丽舍宫里的办公室……
每天都带给读者一点新“惊喜”!
法国人不用在荒岛上涂脸,只要穿着燕尾服,坐在铺着地毯的房间里,一样能把秩序、法律、理性出卖干二净。
一些报纸开始重新梳理《蝇王》中那群孩子变化的过程,认为莱昂纳尔写的是一群英国小孩,影射的却是整个人类的命运。
他在《蝇王》中完整展示了人类沉溺暴力的整个过程。
最早杰克用木炭与红土涂抹面孔,第一次毫无顾忌地杀死母猪;接下来,他开始利用野兽,不断提醒其他孩子野兽会回来,并宣称只有服从他才能获护。
法国人都知道,这么做的不只是荒岛上的杰克!
几个月前,乔治·布朗热也反复告诉法国人,正在边境等待机会,共和国的政客软弱无能,只有一名真正的军人能够保护法兰西。
这些言论同样是先放大民众的恐惧,再站出来兜售安全感。人们一旦接受这种交易,就会把自己的理性一并卖给那个煽动者。
再往后,就是那场杀死西蒙的舞蹈。
动手的孩子未必每一个都憎恨西蒙,他们甚至没有看清被围在中间的是谁,只听见身边的人在喊,便跟着挥棒砸向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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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问其中任何一个,他或许都会说杀人不对;可当几十个人围成圆圈,用同一个节拍行动,个人的判断力很快就消失了。
欧洲经历过太多次这样的场面——战争和骚乱中的许多暴行,没有那个是某个人独自完成的,都是一群人互相壮胆后突破下限做出来的。
最后,罗杰推下巨石,杰克发动追杀,暴力的形态从“冲突”演变为了“谋杀”。
到了这一步,暴力已经成了这些孩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要头领下令,猎手就会把拒绝服从的人捆起来杀死他。
《两世界评论》发表了一篇评论,并在结尾写道:
【没有人能轻松地合上这部小说,它引发的思考将会贯穿今后每一段还有战争的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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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实中,“勋章丑闻”每多牵扯出一个名字,众议院里的战争就会变加激烈。
莫里斯·鲁维埃内阁最初还想把范围限制在卡法雷尔、利穆赞夫人和几个掮客身上,强调个人犯罪不能代表共和国。
可议员们很快问出了一个让他难以回答的问题:既然只是几个人的犯罪,为什么警察局有人掩盖证据,陆军部有人匆忙让卡法雷尔退休,爱丽舍宫又坚持包庇丹尼尔·威尔逊?
反对派每天都在要求成立拥有独立司法调查权的议会委员会,鲁维埃一再拖延让更多人相信政府正在替总统的女婿争取时间。
格雷维总统的位置摇摇欲坠。
哪怕没有证据表明他亲自收过购买勋章的钱,可那些推荐信最终需要部长批准,授勋名单也要送到总统面前签署。
丹尼尔·威尔逊在爱丽舍宫里经营了六年,总统如果说自己毫不知情,不会有多少人相信;但他如果承认自己知情,事情只会更糟。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乔治·布朗热的案件正式进入审判程序。
10月底,参议院以高等法院的名义开庭。乔治·布朗热被控擅自离开第十三军团驻地、与爱国者联盟共同策划武装行动,并企图在6月19日控制巴黎,迫使内阁辞职或者解散议会。
几个月前,这些指控足以让许多支持者不敢公开替他说话;但现在,卢森堡宫外出现了大批高举布朗热画像的人群。
“勋章丑闻”爆发后,他们已经不需要为那份政变演说和布朗热从克莱蒙费朗返回巴黎的秘密行程辩护了,只要反复喊一句口号就够了:
“卖勋章的人没有资格审判布朗热将军!”
这句话在法律上自然毫无效力,但比任何辩护词都更能煽动民意。
开庭那天,检察官在法庭内宣读从布朗热身上搜出的演说稿,外面的支持者则高唱《马赛曲》;等检察官讲到“维护共和国的法律与尊严”,旁听席上立刻有人笑出了声。
演说稿开头写着“法兰西已经被一群胆怯的政客出卖”,最后又号召支持者把国家从“阴谋家和腐败者”手中夺回来。
检察官问乔治·布朗热,既然只准备发表一篇普通演说,为什么要秘密返回巴黎,又为什么让爱国者联盟召集两万人。
乔治·布朗热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他的律师则辩解他从未打算推翻共和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共和国。
如果是在刚被逮捕的六月份,这样的辩解很难同情;可现在,“腐败者”这个词刚从检察官嘴里说出来,旁听席上已经有人开始大声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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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不高声命令肃静,又让宪兵把发笑的人带出去。
布朗热前几次接受询问时始终保持沉默,这一次终于抬起头,朝旁听席看了一眼。
他的律师马上抓住机会,宣称这场审判是一届失去信誉的政府借法律之手消灭政敌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