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以前,伦敦街头已经看不见任何公开携带枪枝的人,而之前市民对此已经司空见惯。
普通市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伦敦的上流社会却已经乱成一团。
从巴黎来的消息只有一句话:离开伦敦将近十年的佩蒂女士,将在明晨抵达查令十字车站。
这句话先从多佛传到伯明罕,又从张伯伦家的电话传进圣詹姆斯街的俱乐部。
秘书们匆匆离开餐桌去找议员;管家们敲开了主人的书房;仆人们乘马车赶往远郊的豪宅送信————
火车站很快接到几十个内容相近的电话,全在询问佩蒂女士会搭乘哪一班车、在哪个站台下车。
不到两个小时,“佩蒂女士回来了”的耳语便传遍了伦敦。
虽然没有说她回伦敦的理由,但所有认识索雷尔家的人都知道,她肯定不是为了参加哪一场舞会或者晚宴才回来的。
伯明罕地方建设委员会主席内维尔·张伯伦推掉了第二天的全部安排,连夜乘车赶到了伦敦。
下院议员、帝国事务委员会秘书利奥·埃默里开始在车站周围安排人手,确保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刚刚卸任海军第一大臣的温斯顿·邱吉尔站在镜子前,反复试着领带,终于让自己的妻子克莱门汀不耐烦起来。
“佩蒂女士才不会在意你戴哪一条领带呢。”
“哪怕她不在意,我也不能随便。”
克莱门汀叹了口气,替他选了最不起眼的那条。
她并不是真的在嫉妒佩蒂,却多少有些遗憾那场二十八年前的灾难发生时,自己没有在现场。
那群人当时都还是孩子,后来无论他们成为议员、大臣、律师还是报社老板,都在那天拥有了一段无法取代的共同回忆。
成年以后,他们的政治立场从未统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