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得到的掌声虽然比《犹太女郎》那晚热烈,但仍然远远谈不上轰动。
有人散场时开玩笑说,这出歌剧缺少一个会在五号包厢里捣乱的幽灵,所以无论如何都差了点意思。
歌剧爱好者看过《歌剧院魅影》,就像嫖客睡过丽安娜·德·普姬,马上进入贤者时间,对其他任何替代品都觉得索然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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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12月29日晚,终于再次轮到《歌剧院魅影》,而演出还没有开始,正厅里的热闹就已经远远超过前两个晚上。
许多人带来了鲜花,几家报纸新近印出的歌词被折好放在衣袋里;看过首演的观众忙着告诉身边的人,什么地方绝不能眨眼,什么地方最好先抓稳椅子。
那些看过首演的人明明知道镜子会打开,知道地下宫殿会沉下去,也知道吊灯最终不会砸中任何人……
可灯光熄灭以后,他们的惊叫、笑声和掌声依然一次不缺!
大幕最后落下时,全场又一次站了起来,高喊着“bravo”“brava”和“bis”,鲜花从包厢与前排不断落到台上。
等罗斯·卡隆返场唱起《想着我》,更多人已经能从第一句开始跟唱,歌声一直持续到演员第五次谢幕。
观众虽然没有再次把演员抬出剧院,可演出大厅里的致敬依旧近乎失控。
第一次入场的人则终于明白,那些听起来近乎夸张的报道,还是不足以形容这出戏的精彩程度。
三个晚上过后,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莱昂纳尔把巴黎观众的兴奋阈值大大提高了!
在夜间演出中,过往那些宏伟、优美、让人倾倒的大歌剧忽然显得不够热闹了,尤其是漫长的幕间休息令人烦躁。
白天的门前广场和售票处又被求票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排队的人都只想得到一张能去看幽灵的票。
埃米尔·佩兰和两位承包人再也不能坐视售票员在窗口后面干摇头。
12月30日上午,歌剧院在正门、售票处和几家主要报纸上同时发布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通知:
【从新年开始,每周增加3场《歌剧院魅影》,全部安排在下午。】
巴黎歌剧院白天原本要进行声乐课、芭蕾训练、乐队排练和布景调整,从来没有把日场当成固定演出。
为了挤出这3个下午,歌剧院不得不重新安排排练时间,向演员、乐师和舞台工支付额外报酬,并在每场演出前重新设备。
通知刚贴出来,广场上就爆发了欢呼声,人们争着查看第一批加演日期,几名年轻人甚至立即朝登记窗口跑去。
然而,他们很快看见了通知下面的第二项规定:【所有加演场次实行浮动票价!】
预售开始时,最便宜的楼座票为12法郎、包厢票从50法郎起售,购票人需要先登记想要的座位与自己能够接受的最高价格。
如果申请人数超过座位数量,歌剧院就会逐级提高价格,直到愿意接受的人数与座位数量相等。
“这不就是拍卖吗?”
“他们干脆把那只幽灵也拿出来拍卖好了!”
抱怨声马上盖过了刚才的欢呼。
长期租用包厢的人最先提出了抗议,十几名订户的代理人在当天下午把联名信送到经理办公室。
他们声称自己每年支付数千乃至数万法郎,歌剧院没有权力在他们的包厢空着时再卖一次。
但歌剧院立刻拿出了合同,表示上面写得很清楚:
年租包厢覆盖的是原定演出表中的场次,全部都安排在晚上;新增加的下午演出没有列入合同,也没有计入租金。
两位承包人拿着这一条款,拒绝撤回任何一张日场包厢票。
抗议没有让歌剧院改变主意,那些上午还在大骂歌剧院抢钱的人,下午就开始寻找登记表,托人打听不同档次有多少申请者。
第一轮登记截止以后,最便宜的楼座票已经涨到20法郎以上,位置较好的包厢则从50法郎一路向上。
第一场加演的中央包厢竞争最为激烈。
来自波尔多的葡萄酒商让-巴蒂斯特·卡泽纳夫原本只准备在巴黎停留到元旦。
他错过了首演,随后又连续两天没有买到票,因此在登记表上把自己的最高限价写成了700法郎。
按照登记表上的最高限价计算,价格升到400法郎时,仍有五名申请者愿意接受;500法郎时,还剩下三人;到了600法郎,就只剩卡泽纳夫一人。
阿尔贝·马丁把那张中央包厢票递出来时,卡泽纳夫立即付清款项,又核对了一遍日期和包厢号码。
“600法郎是有点贵,但是可以和部长们坐在一起!”他把票仔细收进内侧口袋,对管家说,“走,去电报局。我要告诉家里晚几天回去。”
这张中央包厢票也成了第一批加演票中最贵的一张。
巴黎人仍在售票处争抢加演票,报纸也开始计算《歌剧院魅影》一天究竟能为歌剧院赚进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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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场喧闹中,另一批人则轮番拜访起莱昂纳尔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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