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小说在第一期就明明白白写着,侦探最后会从这里,从他们天天进出的这栋楼的楼顶上跳下去。
有人真的爬上天台去看过,回来以后被舍监罚扫了一周楼梯。
而等到读完最后一期,他们又分成了两派,争论不休。
一派认为莫里亚蒂赢了:他虽然死了,可侦探也跟着死了,就连名誉还没有完全恢复,他邪恶到连自己的命都能当棋子用。
另一派不同意,休·马洛里第一个发言:“他死了两次,先生们!一次在他开枪自杀的时候,一次在福尔摩斯选择跳楼的时候。
以后没有人会会记得这个卑劣的罪犯,只会记得伟大的侦探做出了符合他品格的选择!”
有人小声说,这是他读过的最好的故事:正义和邪恶摆在天平上,砝码是两个绝顶聪明的脑子、三条无辜的命,还有人性。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群医学生绕到史密斯菲尔德,在广场边上站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然后各自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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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教堂区的弗雷德里克·阿伯莱恩探长是值夜班时读完这期连载的。
他办案多年,最烦报纸把他们这行写得要么神勇要么愚蠢,可这一期里有个细节让他会心一笑:
雷斯垂德奉命监视福尔摩斯,却在他“充分的暗示与调动”下,让每一个值班警员都恰到好处地懈怠起来。
阿伯莱恩认识太多这样的警察:规章是规章,良心是良心,真正的好警察知道什么时候该闭上一只眼睛——这作者懂他们!
他把画报合上,走出警署透气,凌晨的白教堂区雾气沉沉,一个巡夜的警员从街对面走过,朝他点了点头。
阿伯莱恩忽然想,如果哪天白教堂真出了个可怕的罪犯,报纸第一个骂的就是他们无能,可他们还是得自己顶上去。
现实当中,没有一个“夏洛克·福尔摩斯”能帮他们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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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西一栋老房子的顶层阁楼里,六十三岁的退休家庭女教师艾格妮丝·普鲁小姐戴着眼镜,读完了最后一段。
从六年前《良言》上那个古怪的血字案件开始,每一个“福尔摩斯故事”,她都一篇没落地追读到现在。
贝克街那间乱糟糟的起居室,是她无儿无女的晚年里,最热闹的一间客厅;但现在,这间客厅的灯灭了。
普鲁小姐摘下眼镜,擦了擦自己红肿的眼眶,又戴上了眼镜。
她不怪那位法国作者,人总有一死,书里的人也一样,能在走之前救下三个朋友,这是谁都求不来的体面。
她只是没想到,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离开,会让她这么难过。
临睡前,她从抽屉里取出信纸,给住在“贝克街221b”的“福尔摩斯先生”写了一封短信。
写完了她自己却笑了起来: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小说里,这封信的收信人都读不到它了。
可她还是封好了口,准备投到那个全伦敦都知道的邮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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