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7月29日,一名4岁左右的女童被发现死在绿木街47号的楼梯间,很快就上了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
那里离国立工艺学院不远,楼里的住户和访客很多,却没有一个人认识她。
孩子身上没有可以证明身份的纸片,脸上有一小块瘀伤,除此以外看不出受到殴打或者虐待的痕迹。
警察逐户询问无果,只能把尸体送往巴黎停尸房,等待法医检查和市民辨认。
巴黎停尸房位于西岱岛东端,在巴黎圣母院后方从1804年起便向公众开放,1864年迁入这座专门修建的房屋。
市政府允许市民免费进入,本意是让亲属、邻居和其他认识死者的人辨认身份,因此陈列厅与参观者之间隔着一面大玻璃。
通常情况下,无人认领的尸体会被安放在朝玻璃倾斜的黑色大理石台上,上方的细流不断淌过尸体,以减慢腐烂。
少数遗体仍穿着被发现时的衣物,更多遗体只围着皮革腰布,衣服则挂在尸体旁边,供人查看布料、式样和口袋里的物品。
1882年增设冷藏设备以后,尸体夜间可以得到更好的保存,白天仍然按照原来的办法公开陈列。
这项制度已经实行了80多年,确实帮助警察确认过许多死者,但也逐渐成了巴黎最受欢迎的免费去处之一。
工人会在午休时过来,外地游客会按照旅行指南寻找地址。而到了星期天,甚至还有父母带着孩子排队来看尸体。
于是,人们把停尸房称作“人民的第一座免费剧院”,因为这里没有演员和门票,报纸上的案件却会不断为陈列厅带来新观众。
绿木街女童最初只在社会新闻里占了一小栏,《晨报》和《小日报》刊登了孩子的年龄、衣着和发现地点,希望达到线索。
但到了第2天,“绿木街女童”已经成了报纸上最醒目的标题。
报道开始追问她为什么独自出现在楼梯间,脸上的瘀伤从何而来,父母为什么没有露面……
有人猜测她遭到拐卖,有人怀疑她被人投毒,几家报纸还刊登了互相矛盾的目击证词。
于是前往停尸房的人很快多了起来,而这位不幸早逝的女童也采用了与成人不同的陈列方式。
工作人员让她坐在一张蒙着红布的小椅子里,穿着被发现时的裙子,其他衣物挂在旁边。
红色衬得她的脸更加苍白,也让看过画报的人一进入陈列厅便能认出她。
每天闭馆以后,尸体和小椅子一同移入冷藏室,第2天早晨再摆回玻璃后面。
8月初,队伍从停尸房门口排到附近的桥边,甚至影响了河岸的车马通行。
警察让人群每行站5人,每次放进50人,不准在玻璃前长时间停留。
队伍里确实有带着失踪儿童资料的父母,他们进入登记室时十分紧张,确认死者并非自己的女儿以后才松了一口气。
但更多人只是读过报纸,想亲眼看一看红椅上的孩子。
到了8月3日,报纸估计已有约10万人前来观看;而关于尸体的报道越多,新的猜测也越多。
停尸房的书记员陆陆续续收到200多份陈述:
有人说在圣马丁门附近见过相似的孩子,有人声称认识她的母亲,还有几个人分别指认了不同的女人。
警察逐条核查,但没有一条能够最终确认她的身份。
法医在8月6日完成解剖,得出了一个意外的结论:女童并非死于谋杀,而是被一条蚯蚓噎住,窒息而死。
这个结论仍然没有回答她是谁,也没有解释她为什么会出现在绿木街47号;报纸为了留住热度,于是继续追查“真相”。
女童的尸体撤下以后,她的照片又被摆在入口处,画报也刊登了她的版画。
尽管在整个尸体陈列和照片展示期间,约有15万人前往停尸房参观,但依然没有任何人认领她的遗体。
她活着时无人知晓,死后成为全民奇观,最终仍是一个无名之魂。
这就是薄情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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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人!莱昂,你知道巴黎歌剧院要演多少场,才能接待15万人吗?”巴黎歌剧院的办公室里,埃米尔·佩兰怒吼着。
他把报纸推到莱昂纳尔面前:“至少75场!还必须保证每一场所有座位都要卖完!停尸房只把她摆出来,就完成了这个壮举!”
“好消息是,参观她是免费的,来歌剧院看戏要花钱买票。”莱昂纳尔微笑着回答。
埃米尔·佩兰指着桌上另外几份报纸:“可是歌剧院要养乐队、合唱队、芭蕾舞团、布景工、服装师,还有那些演员和歌手。
我要做多少宣传,再请记者参加首演,才可能换来一整栏报道。停尸房只需每天早晨开门,记者便会主动替它寻找新刺激。”
埃米尔·佩兰此前管理法兰西喜剧院,与莱昂纳尔合作过许多次,成绩斐然,可以说是互相成就了。
那时他担心的是新剧能否通过道德委员会的审查,演员会不会为了角色争吵,观众是否愿意坐在剧场里听完一整晚的对白……
来到巴黎歌剧院以后,他需要管理的人员更多,经费也更宽裕,但却发现台下的观众并不太关心舞台上的作品。
“还有一个麻烦。”埃米尔·佩兰说,“巴黎人看完绿木街女童,又开始翻找歌剧院过去的怪事,最近几份小报都在写这里闹鬼。”
“关于这座楼的传说不是最近才有的,加尼叶先生之前也向我抱怨过,说他费心费力盖了它,结果人们却只关心一个鬼魂。”
“加尼叶抱怨的有道理。”埃米尔·佩兰拿出几张剪报,“因为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来自1873年勒佩尔蒂埃街旧歌剧院的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