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厄医生为什么要坚守岗位?因为他是个医生。这个答案太简单了,简单到等于什么都没说。朗贝尔为什么最后选择留下?因为“他慢慢发现自己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这个解释太笼统了,笼统到不能算动机。
帕纳卢神父为什么死的时候还抱着十字架?因为他是神父。这个选择太无趣了,无趣到所有人都知道他会这么做。
如果一个人做某件事的理由仅仅是“他就是干这个的”,那文学还有什么意义?】
斐迪南·布吕纳蒂埃把《鼠疫》放在十九世纪法国的传统里审视,发现它处处不合规矩:巴尔扎克写人,总要写透人的欲望:金钱、权力、女人……拉斯蒂涅想往上爬,是因为他看见了巴黎的繁华,是因为他穷过,是因为他的贵族亲戚抛弃了他母亲。
福楼拜写人,总要写透人的愚蠢:包法利夫人想浪漫,是因为她读了太多浪漫,是因为她嫁了个平庸的丈夫,是因为她的修道院教育给了她不切实际的幻想。
左拉写人,总要写透人的环境:热尔维丝堕落,是因为她穷,是因为她的男人打她,是因为她从小在酒精里泡大。
可里厄医生呢?他不纵欲、不愚蠢、不堕落,甚至不神圣。他就是一个医生,干医生该干的事。这算什么人物?
布吕纳蒂埃最后写道:
【索雷尔似乎想告诉我们,道德不需要来源,责任不需要理由,人只要“存在”就够了。但这不是!这是向信仰宣战!】
三天后,儒勒·勒梅特在《辩论报》上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布吕纳蒂埃先生问,道德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从人自身而来。里厄医生不需要上帝告诉他该做什么,不需要共和国给他发勋章,不需要文学批评家来定义他的伟大。
他做事,是因为他觉得应该做。这就够了!】
勒梅特没有停留在反驳上。他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判断:
【《鼠疫》虽然没有英雄战争,没有王朝兴亡,没有神明干预,但它仍然是一部“现代史诗”。布雷兹不是巴尔扎克笔下那些充满地方色彩的背景板,而是一座缩小的法国,甚至是缩小的欧洲。】【过去三十年,法国经历了战争、围城、革命、分裂。每一次我们都以为灾难过去了,但每一次灾难又卷土重来。我们学会了不去问“为什么”,只问“怎么办”。
索雷尔的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也许“怎么办’也没有答案。但人仍然可以选择怎么做。里厄选择留下,塔鲁选择组织志愿队,格朗选择继续写他那改了又改的开头。
他们没有拯救世界,甚至没有拯救自己。但他们没有变成这场灾难的一部分。】
勒梅特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读完《鼠疫》后想说又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然而真正让巴黎震动的,是《共和国报》七月二十五日的评论,是主编让·德·拉弗雷亲自写的。【我们本该欢迎里厄医生,因为他本该是世俗法国的儿子。他不去教堂,不信上帝,不靠国王……他只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这难道不是共和国想要培养的公民吗?”
可我们读到最后,竟无法确定他就是!索雷尔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教会的义人,却也没有让他成为共和国的英雄。他使我们得胜,又夺走了我们的凯歌。】
拉弗雷的愤怒是有道理的。
第三共和国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建立在“现代法国”的形象上:世俗学校、公共教育、铁路、电报、行政体系、医学、科学、共和国公民道德……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信念:旧王权和教会不能带来的秩序,现代国家可以带来;旧式信仰不能解释和改善的苦难,科学与教育可以慢慢解决。
共和国要向法国人证明,你们不再需要国王和神父了,共和国给你们学校,给你们医院,给你们铁路,给你们选举权……这些东西比向上帝祈祷和向皇帝效忠管用!
可《鼠疫》里的小城「布雷兹」偏偏让这套信念变得难堪。
医学在那里一一里厄医生每天出诊,量体温,统计数字,组织隔离一一可死亡照样一天几百个。制度在那里一一市政府开会,讨论,发通告,下命令一一可该慢的还是慢,该乱的还是乱。电报在那里一一可电报传出去的只是冰冷冷的死亡数字,不是驱散瘟疫的希望。
科学在那里一一可科学解释不了为什么那个孩子死了,隔壁那个老头却活了下来。
【共和国最恐惧的,不是君主派复辟,而是被人民发现它无能为力。《鼠疫》说出了这个恐惧,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安慰。】
这才是让拉弗雷真正愤怒的地方。
莱昂纳尔以前也批评过共和国:反对殖民政策,支持教育改革,骂过政客,讽刺过官僚……但那都是在共和国的信仰内批评。
你可以说殖民政策不对,但你仍然要相信共和国能改正;你可以说教育改革不够彻底,但你仍然要相信教育有用;你可以骂某个政客无耻,但你仍然要相信制度能把他换掉。
可《鼠疫》不一样一
它动摇了共和国最需要维护的一种信念:灾难可以通过理性、制度和进步被管理。
如果一场瘟疫就能让一座城市瘫痪,那铁路有什么用?电报有什么用?统计数字有什么用?如果医生自己都不相信能战胜死亡,那医学有什么用?
如果共和国连一场瘟疫都对付不了,那它和旧王朝有什么区别?
拉弗雷没有把这些问题问出来,但每一个读过他文章的人,都听到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