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报》的头版只有一个标题:《撒旦得胜了》。
正文写道:“共和国将圣热内维耶芙教堂从上帝手中夺走,献给了一个写书的凡人。这是法兰西对上帝的公开背叛。”
《十字架报》则哀叹:“法国被从教会手中夺走,献给了共济会的崇拜。雨果的灵柩放在哪里,哪里就是亵渎之地。”
里昂的主教发表公开信,称总统令是“对天主教徒的侮辱”;马赛的主教号召信徒们“为法兰西祈祷,求上帝赦免这个国家的罪”。
但政府不在乎,总统儒勒·格雷维签署法令之前,他就已经知道教会会有什么反应,但他需要的不是教会的支持,而是共和派的欢呼。
法令见报以后,先贤祠广场的气氛骤然紧张。
工人们开始拆除先贤祠正面的十字架。这座十字架是铜铸的,有三米高,嵌在山墙的石雕里。工人们先搭起脚手架,然后开始用锯子锯十字架与石雕的连接处。
消息传开,天主教徒开始聚集在先贤祠广场。起初只有几十个人,站在广场边上,远远地看着工人们施工。他们手里拿着玫瑰经念珠,嘴里念念有词。
到了中午,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达到了三四百人。终于有人开始喊“这是亵渎”,还有人试图冲进广场阻止施工。警察不得不拉起了警戒线,把人拦在外面。
下午两点,冲突还是爆发了。
一群年轻的共和派学生举着三色旗来到广场,对着那些天主教徒喊“共和国万岁”“教会滚出去”;天主教徒则回骂他们“撒旦的走狗”。
双方先是互相扔东西一一石头、烂水果、空瓶子。然后开始扭打在一起。
警察冲进去拉架,但两边都不听。有天主教徒被打破头,血流了一脸;还有学生被打掉两颗牙,满嘴是血。
警察不得不鸣枪示警。枪声一响,人群才散开。但已经有好几个人受了伤,被擡走了。
第二天,类似的冲突又在先贤祠广场发生了一次。这次规模更大,有上千人参与。警察抓了上百个人,才勉强控制住局面。
《十字架报》把这两次冲突描述为“共和国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宇宙报》则呼吁信徒们“不要屈服于暴政”。
共和派的报纸则反过来指责教会“煽动暴乱”“破坏公共秩序”。
整个巴黎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政府,一派支持教会。两派的人在街头相遇,都要互相瞪一眼,骂几句。
洛克罗伊夫人坐在维克多·雨果大道130号的客厅里,手里拿着一份报纸,眉头紧锁。
莱昂纳尔坐在她对面,喝着咖啡。
“索雷尔先生,外面这么乱,葬礼还能顺利举行吗?”洛克罗伊夫人问。
莱昂纳尔放下杯子:“能。”
“你怎么这么肯定?”
“因为人们对雨果先生的敬意,会超越政客们的想象。”
洛克罗伊夫人看着他,叹了口气:“我希望你是对的。这几天来家里的人越来越多,从早到晚不断。我看着他们,心里又感动又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辜负他们。雨果先生把这么多人的爱戴留给我们处理,我怕做不好。”
莱昂纳尔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花海:“您不用担心。我们只要按他的遗嘱办就行。简朴、安静、有尊严。这就是他想要的。”
“但政府那边……”
“政府那边我会处理。”莱昂纳尔转过身,“他们想办国葬,想用雨果先生的尸体给共和国贴金。但我们有全法国爱戴雨果的人,我们不是独自在战斗。”
洛克罗伊夫人点了点头:“那就拜托你了。”
与此同时,巴黎各大火车站开始变成人的海洋。
从马赛来的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从里昂来的火车,连车顶都恨不得坐上人;从波尔多、南特、里尔、南锡来的火车,每一趟都超员近一倍。
人们背着包袱、提着篮子、抱着孩子,从法国的四面八方涌向巴黎。
他们是工人、农民、小店主、职员、教师、学生……他们不是被政府邀请来的,也没有人组织他们。他们自己买了车票,自己坐了火车,自己找到了住处一一如果找不到住处,就睡在火车站、塞纳河边、公园的长椅上。
他们来巴黎只有一个目的:送雨果最后一程。
圣拉扎尔火车站外面,一个从勒阿弗尔来的老水手坐在阶上,身边放着一个帆布包。有人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勒阿弗尔。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
“你认识雨果先生吗?”
“不认识。但我在酒馆里听别人读过他的书,《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他写那些穷人,写那些受苦的人,写得真好。我就想来送送他。”
类似的对话,在巴黎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
到了5月30日,涌进巴黎的人已经超过了100万。旅馆爆满,民宿爆满,连教堂的收容所都满了。有些人实在找不到住处,就干脆睡在塞纳河的桥洞下面。
巴黎的市政系统达到了最大负荷。垃圾没人收,自来水供应不足,公厕排起了长队……警察局的人手也严重不足,到处都是交通堵塞,巴黎乱成了一锅粥。
亨利·布里松坐在办公室里,听着阿兰-塔尔热的报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现在怎么办?”阿兰-塔尔热问,“人太多了,我们的警察根本不够用。”
“不够用就调军队。”
“军队已经调了。但指挥不了交通,管不了那些乱扔垃圾的人。”
布里松沉默了一会儿:“不用管。让他们乱。”
阿兰-塔尔热愣了一下:“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不用刻意维持秩序。人越多越好,越乱越好。等到葬礼那天,如果真出了大乱子,我们就能名正言顺地接手。而且索雷尔要负全部责任。”
阿兰-塔尔热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看着?”
“看着。什么都不用做。”
阿兰-塔尔热点了点头,退了出去。
亨利·布里松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点燃了一支雪茄,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然后看着窗外的天空。“索雷尔,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
5月31日,维克多·雨果大道,今天是雨果正式入殓的日子。
从清晨开始,整条街就被人群挤满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沿着人行道站成一排排,肩膀挨着肩膀,脚尖碰着脚跟。
街道两旁的窗户全部打开,窗上探出无数颗脑袋。连屋顶上都爬满了人,他们坐在屋脊上,两只脚悬在半空中摇晃。
警察在人群外围拉起了警戒线,但他们不敢推操,不敢嗬斥,只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尽量维持住最基本的秩序。
街道的另一头,上千名军人列队站在几个街区外的指定位置。他们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带队的军官不时看怀表,等待命令。
只要现场发生规模化的骚乱,他们就会立刻接管葬礼一一包括维克多·雨果的灵柩在内。
内政部的密探混在人群里,拿着笔记本,记录每一句能听到的话,记下每一个看起来像“危险分子”的脸。
气氛紧张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
下午五点整,维克多·雨果大道130号的铁门开了。
最先出来的是六个仆人,他们在阶上铺了一块灰色的粗布,从门口一直铺到马车停靠的位置。然后,一辆灵车从巷子拐了出来。
那不是带着政府徽标的黑色马车,也不是有共和国卫队护送的豪华灵车,那就是一辆再朴素不过的,专门为赤贫者准备的普通灵车。
木质的车厢,没有任何油漆和装饰,木板还裸露着原本的颜色,上面甚至有虫蛀的痕迹。
人群中立刻有人开始低声哭泣,哭声渐渐汇聚成了一片悲伤的海洋。
一个老妇人抓住身边陌生人的胳膊,声音发抖:“他真的……真的用了穷人的灵车。”
莱昂纳尔·索雷尔从门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礼服,没有戴礼帽,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一一那是雨果1883年8月2日亲笔手书的遗嘱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