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8月1日,巴黎,圣马丁大道,“第二个故事”征文办公室。
门口冷冷清清,与一个月前投稿信件如雪片般飞来的热闹景象截然不同。
最后一批投稿的信件在上午被邮差送来,只有薄薄一叠。
办公室内,两名负责这个工作的「沙尔庞捷书架」的秘书正在做最后的清点和登记。
“就这些了?”其中一人掂了掂那叠信,语气里带着点解脱,也带着点不屑。
“就这些。比头两个星期少多了。”另一人耸耸肩,又拿起最上面一封,“喏,这封来自波尔多,字写得倒挺工整。”
“还是“老水手把最后的饼干给了孩子’,或者“鲨鱼吃掉了坏人,好人得救’那套?”
“谁知道,懒得细看。反正上面说了,这类“温情’稿子,挑几篇文笔还行的送去报社。
下星期开始在版面上登一登,就算是给这事收个尾。”
两人相视一笑,心照不宣。
这一个月他们看了太多投稿,起初还有些猎奇心理,后来就只剩下麻木和厌烦。
大多数稿件都回避了那个最真实、最黑暗的可能性,仿佛《Pi》最后的暗示不存在。
他们转而编织出一个又一个充满自我牺牲、神迹显现或命运巧合的光明故事。
仿佛只要避开那些血腥与残酷,现实就会真的如故事般温良。
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纽约,“百老汇大道200号”的征文办公室,情况也大同小异。
筛选出来的“优秀稿件”,清一色是经过“净化”的版本。
那些真正试图触碰真相的投稿,全部被束之高阁,锁在了档案柜里。
《纽约太阳报》的主编查尔斯·安德森看着桌上的稿件,对副主编约翰·休斯说:
“索雷尔先生该满意了,他引发了这么一场“关于真相’的大思考。”然后嗤笑了一声。
1884年8月3日,美国,缅因州,班戈市。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詹姆斯·布莱恩选择回到他的家乡州,进行一场关键的竞选演说。
会场外挂着巨幅星条旗和布莱恩的肖像,会场内挤满了情绪高涨的支持者。
布莱恩走上讲,掌声和欢呼声几乎要掀翻屋顶。他双手下压,示意大家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