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大理寺书吏捧着一只漆木托盘,快步上前。
托盘上放着十余份泛黄文书,纸张边缘已经发脆,显然是从旧档深处翻出来的原始卷宗。每一份回执的末尾,都有不同官员的签押、印信与批注。
孟维桢抽出其中一份。
“永和十九年七月,西南道转运使司回执。”
“账面记载:途中损耗一成七。”
他又抽出第二份。
“同年八月,益州府赈粮核销册。”
“账面记载:途中损耗一成七。”
第三份。
“同年九月,黔南道灾粮清点录。”
“仍是损耗一成七。”
孟维桢将三份文书同时摊在案上。
“不同州府,不同押运,不同月份,甚至途经水路、山道各不相同,损耗却分毫不差,皆是一成七。”
“刘大人,您主持文衡数十年,最擅长做文章,您倒是替下官解释解释——”
“这天下,真有如此巧的账么?!”
刘正风的眼角,终于轻轻跳了一下。
孟维桢死盯着他。
“还有这些批注。”
他抬起指尖,在其中三份文书右下角点过。
那里没有印章,没有姓名,只有一个朱砂小点。
小点落在“损”字末笔下方,位置几乎一模一样。
“此点在卷宗中被称为‘衡记’。”
“凡有此记,地方便可不经二次核验,直接销账入库。”
“而这套批注格式,出自永和八年翰林院文衡司颁行的《灾务核验例式》。”
孟维桢抬头,目光锋利。
“《例式》的主笔、定稿、署名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