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泽的立场不变。我们作为申办方提交IND,药物产权和全球开发权也归百泽。”
这并不意外。
任何一家药企都不会轻易把IND交给别人。
申请握在谁手里,方案怎么改、数据怎么用、最终报告写成什么样,决定权就握在谁手里。维多利亚把记事本翻回第三条。
“我理解。不过百泽目前在美国没有注册实体,也没有FDA认可的美国代理人。由百泽华国总部直接提交IND,后续的审查沟通会更慢,IND前沟通会也更难排到。”
IND前沟通会,是药企正式提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前,和FDA坐下来把问题摊开谈的一次会议。FDA会在会上直接告诉你,数据包还缺什么,方案哪里要改,哪些安全性问题不解决就别想继续推进。维多利亚的话直指关键:
“我的建议是,百泽继续保留申办方身份,药物产权也不动。IND由希望急诊中心的研究实体,以美国本地合作方的身份组织提交。FDA的日常沟通,由我们的团队负责对接。方案设计权、数据归属和发表权,仍然由百泽主导。”
“我们出人、出场地、出监管通道。你们出药、出数据、出方案。”
陈卓远左手转着桌上的笔,笔杆一下下擦过指节。
旁边的同事侧过身,压低声音跟他说了几句。
这个方案,比他们来之前设想的最好结果还要好。
此前接触的三家美国癌症中心,没有一家愿意这样谈。
两家直接关了门,第三家开出的条件,直到现在还让陈卓远反胃。
陈卓远说:
“原则上可以接受。具体条款,还要交给我们的法务和BD团队再过一遍。”
维多利亚点头,在第三条旁边的方框里打了个勾。
三个问题,到这里全部结清。
会议转入框架条款阶段。
陈卓远看向林恩,看着这个把权力交给自己下属的年轻院长。
陈卓远当初也是杜克大学的博士,NIH的博士后,之后回国加入百泽临床开发部。
他接触过的华裔医生并不少。
大多数人的态度都差不多,对华国医疗体系保持礼貌的距离,对华国药企保持更礼貌的距离。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也不会把关系弄僵。
但从头到尾,你都能感觉到他们和华国之间的分界线,似乎比其他美国人还要明显。
在他们的内心认同里,他们先是美国医生,然后才是华裔。
林恩之前在听证会上公开替华国AI说话,百泽内部也讨论过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