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六年,儿童和青少年的枪击死亡人数上升了百分之五十。枪伤住院病例几乎翻了一倍。每年超过三千名十九岁以下的孩子死于枪伤,每天八到九个。”
“比我们任何一种儿童癌症的年度死亡人数都多。”
他的目光扫过主桌区。
“我们在实验室里研发靶向药物来对抗白血病,但没有任何一种靶向药能拦住一颗子弹。”
“这些孩子需要的东西和癌症患儿完全不同。他们需要在中枪之后的六十分钟之内,有一双受过创伤外科训练的手,在正确的地方等着他们。”
“这就是儿童创伤外科,这是一个正在被忽视的战场。”
“圣裘德用六十四年证明了一件事,如果你投入足够的资源、足够的时间、足够好的人,孩子就可以活下来。这个逻辑在癌症上成立。”
“在枪伤上,一样成立。”
主桌区,中央桌。
普雷斯科特的右手食指在桌布下轻叩了两下。
极度内敛的否定信号。
高度自控的权力人物,全身肌群都在他的意志管辖之下,只有远端指节偶尔泄露真实立场。
普雷斯科特搭建了圣裘德现在的这套财务架构。
每一笔投入都有清晰的回报模型:
生存率提升多少,论文产出多少,品牌价值增值多少,捐赠人续捐率多少。
创伤外科和急诊科每天遇到的病人各式各样,变量繁杂。
血、骨头、碎片……都是不可预测的变量,你没办法给一个枪伤患儿设计五年回报率模型。
在金融派的估值体系里,没有模型就没有价值。
唐宁继续他的演讲:
“今年,我们启动了圣裘德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方向性尝试,儿童创伤外科。”